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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营运研究/董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5 05:33:27  浏览:8737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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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营运研究

董伟


[内容提要]“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一出,将交通部门查处非法营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片质疑声中,交通执法者必须反思的是:我们在执法方式和认定非法营运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笔者无意再在执法方式上进行纠缠,而是想在后一个问题,即非法营运认定的问题上作一点探究,为交通行政执法工作尽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非法营运;合法营运;经营性;商业性


  什么是“非法营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是如此表述的:“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尽管该条例对道路运输经营进行了分类,但对“什么是道路运输经营”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这既成了该条例的“软肋”,也为执法人员查处非法营运留下了“空间”。于是乎,有毛便是鸭,让人见识了少数交通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和运用法条的“能力”。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陶醉”中,丝毫感觉不到危机的来临,“钓鱼执法”等变着花样的执法方式开始粉墨上演,最终在正义的讨伐声中狼狈落幕。笔者也是一名交通执法人员,扬扬家丑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自己警醒:在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的大的政冶背景下,谁也不要把自己的执法工作当儿戏,谁亵渎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谁就将在公平正义声中被淹没。下面开始切入正题。

一.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中看非法营运

  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斗争性离不开同一性,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矛盾双方在统一中对立,只有具有某种共同基础或共同指向的东西,才能呈现出“排斥”或“斗争”的倾向。 “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相对,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非法营运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说到底,就是没有取得那本代表营运资格的证书。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具有不共戴天的斗争性,正是因为非法营运者对合法营运者的利益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才会构成我们法律、法规的制裁对象,这本身说明了非法营运和合法营运在行为的特征上具有一致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斗争性”从何谈起?经营行为在法律上又称为营业,是指任何的营利事业,要构成营业必须具备目的上的营利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前后行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营业是行为主体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同一性质的营利活动,具有重复性和经常性的特点,即使某种行为的目的在于营利,但只是偶尔为之,也不能算是营业。如果某种行为不能构成从事运输的营业,那么也就不能构成营运行为,也就谈不上构成非法营运。[1]也就是说,合法经营者是将从事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当做自己的职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是一种稳定的、连续的服务,他提供运输服务所获取的利润是作为自己投入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说得再直白一点,他就是吃的这碗饭。而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的行为人提供的一次性、偶而为之的运输服务,即使是有偿的,不宜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因为无论是从其运输特点上,还是从社会危害性,最主要对合法营运的冲击上,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都是不妥的。

二.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系中看非法营运

  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说事物质的变化不可能偶然的无根据的产生和出现,它有其基础和前提,这就是量变。没有长期的量的积累、准备、质变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其实,要有效遏止和杜绝“钓鱼式执法”,堵塞制度漏洞,基本前提是正确区分“非法营运”和市民间以补偿成本为目的的一般交易行为。从理论上讲,两者的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营行为,而后者则不是。“经营行为”的法律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即以营利为目的,以不特定的公众为服务对象,长期和反复进行的经济交易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有证照,获得法律许可的,即是“合法经营”,相反,如果没有相关证照和资格,未获得法律许可,则属于“非法经营”。[2]也就是说, 一般交易行为与经营行为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经营行为是基于运输劳务而发生的特殊交易行为,是一般交易行为量变后产生的质变。那么,怎样做到能够惩罚真正的非法营运而避免处罚有偿搭车行为呢?因为没有相关证照和资格而非法营运的行为人,必须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营运活动,那么,行政执法者在第一次发现某司机存在有偿搭客行为时,可以对该司机进行口头警示,告知他非法营运行为的违法性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对于这一警示行为以及车辆牌号、司机姓名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如果以后再次发现该司机存在有偿搭客行为,就可以初步认定其构成非法营运,并进行重点取证。利用这种执法的“人性化”,就能较好地避免由于司机的善意助人而遭到处罚。

三.从对交通部规章的正确解读中看非法营运

  交通部配套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条对“道路客运经营”作了如下定义:本规定所称道路客运经营,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加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条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作了如下定义:本规定所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是指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货物运输活动。结合两部规章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认定客运经营和货运经营的两个主要标准:一.是“社会公众”标准。即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如果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附加条件的,则不构成这里的经营。如自货自运车辆、专门接送职工的厂车不属于营运车辆之列;二.是“商业性质”标准。长安大学运输管理系雷孟林老师在解释此处的“商业性质”时曾指出:“商业性的本质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与营业并不完全相同,营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连续从事同一种或几种活动,而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的范围较之营业的范围要宽,偶尔从事某一行为的目的也可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鉴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成立并不考虑是否发生了费用结算、实际上是否获取了利润,也不考虑是偶然地从事一次、还是连续从事同一活动等客观因素,而仅仅考虑的是其从事交易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营利这一主观心理因素,故本文将商业性要件称之为主观性标准。”[3]对于这样的解释,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认为这是一种“断章取义”,有将交通部规章调整的范围扩大化之嫌。笔者认为,交通部的立法本意是要将具有商业活动特征的道路客运活动和货运活动纳入调整的范围。之所以用“商业性质”,因为道路运输经营业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但其活动体现出商业活动的本质特征。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4]既然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商行为,那么商行为具有哪些特征呢?一般认为商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商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2)商行为是经营性行为,即商主体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统一性质的营利活动,属于一种职业性营利行为;(3)商行为是体现商事交易特点的行为。[5]这些特征与上面所论述的不谋而合,构成了认定经营行为内在的统一。
  综上所述,笔者想对“非法营运”作如下定义:所谓非法营运,就是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以营利为目的,连续、反复、有偿地为社会公众提供道路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服务的商行为。
  那么为什么在执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机械认定非法营运的情形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一.从外因方面。日常监管工作中,经常会发现小面包车载货、私家车载客的现象,它们的确也具备了一些运输经营的外部形式,但徒具外部形式,并不能据此认定其具备经营的本质。有执法人员提出,如果是学雷锋做好事,就不应该收钱,收了钱就是从事营运。笔者针对这种观点想要说的是,达不到学雷锋做好事的标准就一定构成营运吗?难道学雷锋做好事的标准与营运的认定标准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交易行为不加分析地都扣上“经营”的帽子吗?值得我们深思。二.从内因方面。如果我们的执法动机不纯,如果执法夹带了谋取私利的因素,就很难保证我们对非法经营的认定是理性的,是合情合理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利令智昏”。我建议我们的执法人员在上路执法时头脑是清醒的,行为是理智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质,这其中包含很多的内容。有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把握,有对立法意图的领会,还包括诸如证据意识等。
  行文至此,笔者已无太多话要说。请所有交通执法战线的同仁谨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惨痛教训!谨记这是一个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的法制国家!谨记我们是人民的服务员,不是戕害人民的罪人!谨记执法权是公权力,不能用来谋取私利!谨记我们打击的是非法营运,不是打击民众对政府及政府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运输管理处 0515-88177620)


参考文章
[1]刘建刚.从“钓鱼”案看非法营运与有偿搭车.载刘建刚法律博客
[2]李克杰.“钓鱼执法”源于违法认定简单化.载中国经济网
[3]雷孟林,郗恩崇.界定经营性运输行为需要辅助性标准.载运输经理世界网
[4]刘保玉,陈龙业.析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5]范健,王建文.商主体论纲.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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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

省政府令第243号


《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八年六月三十日  

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禁止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工。
  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介绍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止使用童工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禁止使用童工工作的协调机制和责任考核制度,督促落实禁止使用童工的各项措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本区域内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劳动用工的监督等有关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工作,发现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工的,应当及时报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禁止使用童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经贸、工商、教育、民政、卫生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并配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好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当加强对禁止使用童工情况的监督,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下列情形属于使用童工:

  (一)使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生产经营场所从事各种形式劳动,并计付或者变相计付劳动报酬的;
  (二)以勤工俭学名义安排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生产经营性劳动的;
  (三)以实习、教学实践、职业技能培训为名,安排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生产经营性劳动或其从事的劳动已超出学习和培训目的、时限、内容,影响其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的;
  (四)其他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使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劳动的。

  第六条 下列情形不属于使用童工:

  (一)文艺、体育等单位根据培养需要,经有关部门、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招用不满16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的;
  (二)组织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加适合未成年人特点、不影响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社会公益劳动的;
  (三)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近亲属或者监护人自营的生产经营场所从事力所能及、不影响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辅助性劳动的;
  (四)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不影响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实习、教学实践、职业技能培训的;
  (五)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具有社会影响的特殊专业人才,确因传承技艺需要招收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学艺的。
  按照前款规定使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用人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保障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七条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招用人员时,必须核查、登记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疑似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招用。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招用人员,应当制作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应当载明被录用人员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等基本情况,并留存被录用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应当建档保存。

  第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为用工单位介绍童工,不得接受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求职登记。

  第九条 下列材料经查证有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记录的,可以作为认定使用童工的证明:
  (一)被录用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工作证、服务证、上岗证、出入证及其职业介绍信等;
  (二)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留存的报名登记、录用登记、核查材料等;
  (三)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的考勤记录、职工花名册、工资支付凭证等;
  (四)现场录制的音像资料;
  (五)相关的证人证言;
  (六)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等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劳动用工情况及职业介绍机构的用工介绍情况的监察,依法及时查处使用童工违法行为。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配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履行监察职责,接受调查和询问,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用工资料。

  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工违法行为过程中,确需了解或者确认被查处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的登记、注册、备案及用工等相关情况的,可以要求工商、教育、民政、卫生等行政部门予以协助和提供相关材料;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 公安部门应当协助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对疑似童工人员身份的核查等工作。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检查时,对疑似童工人员的身份证件难以鉴别真伪,需要公安机关协助核实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送交的材料之日起30日内提出书面核实意见。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使用童工的行为。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的,由负责查处违法行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举报者予以奖励。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举报者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举报者的姓名、单位、住址等情况。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1名童工每月处以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使用童工不满15日的,每使用1名童工处以2500元的罚款;超过15日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的罚款标准计罚。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在使用有毒物品的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按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的罚款幅度,或者按照每使用1名童工每月处以5000元罚款的标准,从重处罚。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确因当事人提供虚假身份证明或者其他欺骗手段而导致使用童工,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视其情节依法给予减轻处罚。

  第十五条 单位、组织或者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介绍1人处以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职业中介机构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未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核查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核查材料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以1万元的罚款。

  第十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使用童工违法行为时,应当责令使用童工的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需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该童工的使用者承担。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从责令限期改正之日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1名童工每月处以1万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部门撤销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用人单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使用童工的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在清退童工时,应当按照约定并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童工的劳动报酬。

  第十八条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其负责人或者出资人,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标准的2倍处以罚款,该非法单位或者组织由有关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其他组织使用童工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劳动保障等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禁止使用童工的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使用童工的情况,不予制止、纠正、查处的;
  (二)公安部门的人民警察违反规定发放身份证或者在身份证上登录虚假出生年月的;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发现申请人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仍然为其从事个体经营发放营业执照的。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1994年1月10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政治悲情
——一个学术政治背景史的考察


内容摘要:当前,中国刑法学界正在就犯罪构成理论改革的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然而,一些刑法学者内心深处的政治情感影响着其理论立场。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产生和发展弥漫着令人心痛的政治悲情,其他犯罪构成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充满着政治悲歌。在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共同刑法理念下,犯罪构成理论是中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在犯罪构成理论争论中应淡化其政治出身,主要应从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上讨论各种犯罪构成的优劣,并创建、移植或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关键词: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犯罪构成、政治、悲情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深受苏俄犯罪构成理论的影响,在广大刑法学界人士的努力下,经过六十多年的本土化工作,已形成了适用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理论体系。然而,近年来,我国有刑法学者提出“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命题,主张以德日刑法知识为依归,重构中国刑法知识体系。①该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目前仍然采用苏俄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而犯罪构成理论是整个刑法学知识的基本结构,因此,欲摆脱苏俄刑法学的束缚,非将目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废弃不用而不能达致”②“除了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取而代之以外,别无出路。”③而该论者推崇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为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递进式体系)。④其主张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代我国现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理由之一是:它承续的基本上是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刑法学说,它具有政治上的陈旧性。在批判苏俄刑法学时其曾这样用语:“现在这些部门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商法学、法理学、宪法学)中苏俄法学的阴影已茫然无存,唯独刑法学难以从苏俄刑法学的桎梏中解脱。”⑤“苏俄刑法学中的政治话语已丧失其正当性”⑥“犯罪构成理论是苏俄刑法学在我国刑法学中的最后一个保垒。”⑦从字里行间可知,论者在内心的感情深处对苏联集权政治下的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不满。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应理智,而不能感情用事,具体而言,犯罪构成理论的选择应淡化其政治出身,主要应从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来考虑。
前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过肃反扩大化等恶性政治事件,但是,该理论是一种中性的刑法理论分析工具,其本身在逻辑上和实用上所存在的科学性,不能因为其发展过程中曾存在过政治悲情而予以全盘否定。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发生和发展于德国,日本从20世纪初开始引进、移植和追踪德国的犯罪三阶层论。其实,德国犯罪三阶层论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令人痛心的政治悲情。
当前,中国刑法学界正在就犯罪构成理论改革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从争论中可以看出,一些学者内心深处的政治情感影响着其刑法理论立场。为了缓和或平息主张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代现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学者的政治情感,笔者从学术政治背景史角度,考察了德国犯罪三阶层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悲情,并期望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立足了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以防政治情感左右属于中性色彩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改革。
一、德国犯罪三阶层论产生之前后的历史脉络
现代德国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近两百年的主要发展历史,至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了更好地了解德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的政治悲情,笔者先简要论述德国中世纪中后期至“二战”后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王国被称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世纪末期,“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起源于宗教纠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后,加深了分裂的局面,出现了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德意志封建割据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君主们行使着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关税权和铸币权,其中,普鲁士王国通过改革后不断对外扩张,使自己日益壮大。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1713—1740),普鲁士成为了军国主义的专制国家。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以“容克”(贵族地主)为支柱。它为“容克”保证了农奴制的不可侵犯性,又为他们的利益继续积极地扩张土地。普鲁士通过多次对外扩张的战争成为了欧洲的第一流国家。⑧1861年,威廉一世登上普鲁士王位,任命容克地主出身的俾斯麦担任首相,俾斯麦实行“铁血政策”,通过发动普丹(丹麦)战争、普奥(奥地利)战争以及普法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91871年—1890年俾斯麦担任帝国首相,在容克和资产阶级联盟中,容克保持领导权。威廉二世即位后,于1890年迫使俾斯麦辞职,由“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积极扩张海军,侵占殖民地,宣扬“日耳曼族优秀”的种族主义谬论。⑩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德国和奥匈帝国于1914年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失败告终,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向协约国投降○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人民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付出高昂代价,在德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民众举行起义,推翻了霍亨伦索王朝的统治,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兰。1918年11月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成立,魏玛宪法再次确认了垄断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的联盟对德国的统治,但是,与德皇专制时期有所不同,在德皇专制时期容克地主居支配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居支配地位。○⑿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袭击下,德国纳粹党迅速增长,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重整军备,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⒀二战后,在美、英、法同盟国的民主化改造下,德国才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
二、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发展梗概
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源头是中世纪意大利纠问程序中的诉讼法上概念“犯罪之确证”○⒁19世纪初德国著名刑法学者费尔巴哈(Feuerbach,1775-1833)首先明确地把构成要件(Tatbestand)作为刑法上概念来使用,他在1810年出版的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版)中说,“Tatbestand就是违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包括主观和客观的诸要件的总和○15。
贝林(E•Beling,1866-1932)继承和发展了费尔巴哈的“Tatbestand” 理论,他在1905年出版的《刑法纲要》(第3版)和1906年出版的《犯罪论》中创立了古典构成要件理论○16。贝林在其《刑法纲要》中认为,成立犯罪,必须具备六个要素,“其顺序和结构为:‘构成要件符合性’需要置于‘行为’之后,然后依次就是‘违法性’、‘有责性’、‘相应的刑罚威吓’、‘刑罚处罚的条件’。构成要件符合性前置于违法性和有责性,以此为基础,其他概念方可完全定义于刑法意义上。”○17贝林认为,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是纯粹形式的、记述的、价值中立的行为类型,这不包括主观的、规范的要素。○18
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维持了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对其进行了修改。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是M•E•迈尔(M•E•Mayer,1875-1937)和梅茨格尔(E•Mezger,1883-1962)。迈尔以贝林的犯罪论体系为基础,将犯罪论体系简化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任三阶层体系○19。这一体系一直是德国和日本犯罪论体系发展的基础。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与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最大区别在于构成要件的领域。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客观概念,它包含主观要素,也包含需要法官评价的规范要素○20。例如,意图犯(目的犯)之特殊意图(目的),表现犯及倾向犯的主观心理态度属于主观不法要件要素,又如,德国刑法第168条规定的“侮辱性行为”,第267条规定的“文书”,第211条2款规定的“其他卑劣动机”,第288条规定的“阻碍强制执行”,属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该规范要素因法官给予评价内容而赢得了可适用意义,这就改变了构成要件是纯记述性的、价值中立的观念。○21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提出了实质的违法论,从实质上把不法视为社会侵害性,认可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古典犯罪体系受宾丁的规范说影响,将违法理解为对法规范形式上的违反,仅承认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22在有责性方面,古典犯罪论体系主张心理责任论,具备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具有了故意或过失即成立罪责。而新古典犯罪论主张规范责任论,具备了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还不一定就成立罪责,还要有非难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是必不可少的责任要素。○23由于新古典犯罪论体系“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漏洞,如在发现了主观的不法要素和规范责任概念之后,就很难继续认为故意是责任形式了,并且过失犯罪也需要建立独自的不法形式。” ○24
从20世纪30代开始直至“二战”后,韦尔策尔(Hans Welzel,1904-1977)提出了目的行为论的犯罪体系,○25这一体系认为,构成要件分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的构成要件,故意和过失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使构成要件真正成为犯罪类型,在违法性方面,韦尔策尔提出了行为无价值与原来的结果无价值相对抗,认为“不法是与行为人相关的‘人’的行为无价值”(即人的不法理论)。在责任论上,该体系为人格责任论,以行为人的人格为决定的基础,认为责任系“对行为人的人格非难” 或非难可能性。他认为,“故意乃责任非难的对象,系行为与构成要件的内容;而违法性认识则是非难可能性(即责任)的组成部分。”期待可能性并非责任排除事由,只是在承认其责任的情况下,法秩序免除了责难,原谅了行为人而已。○26
“二战”后,一些德国刑法学者对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进行重新评价,提出了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也称“新古典与目的论的结合体系”。这种体系受目的行为论影响,在行为论上拒绝目的的行为论,但是,肯定了构成要件的故意,在违法性中承认行为无价值。责任概念采取规范的责任概念,故意的一部分(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保留在责任中。这种体系是以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为基础,吸收了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的观点而建立起来的。○27现代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对不法和责任的理解是:不法是对构成行为(以及在可能情况下,结果的)无价值评价,相反,罪责是对行为人的无价值评价。○28“现代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是一种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并存的二元论体系,得到了德、日不少学者的赞成,并成为了理论上的通说。”○29
三、德国犯罪三阶层论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悲情。
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源头是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Tatbestand),
其基本理论框架雏型出于贝林提出的“行为一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相应的刑罚威吓——刑罚处罚条件”的古典体系,其理论框架定型及发展的兴旺时期是迈尔简化的三阶层犯罪论新古典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以及梅茨格尔的犯罪论体系、威尔泽尔的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从其理论发展的历史阶段看,它历经了德意志诸侯国封建割据、普鲁士王国对外扩张的战争、德意帝国统一后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帝国统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时期。
费尔巴哈的生卒时间为1775年至1833年,这一时期是德意志王国四分五裂、数百个封建诸侯国割据时期。费尔巴哈成长于其中的巴伐利亚王国,若与普鲁士王国国王统治时期比对,它是普鲁士王国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腓特烈二世(1740—1786)、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统治时期。○30在这一时期,德意志王国的政治特征是:各诸侯国是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是容克(贵族地主)为统治阶级的农奴制国家,普鲁士王国则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的德国并无民主可言,其刑事法治没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基础。
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创始人贝林生于1866年,1932年去世。其犯罪论体系发表于1905年出版的《刑法纲要》(第3版)和1906年出版的《犯罪论》。从贝林出生到1906年,正是威廉一世统治、俾斯麦对外扩张并统一德国的时期,也是威廉二世实行“世界政策”争取世界霸权时期。在这一时期,德国在政治上、名义上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帝国议会中占优势的是容克贵族的代表,一切法律和决议需经皇帝同意方能生效,首相由皇帝任命 ,并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对帝国议会负责,○31容克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具有封建特权的容克掌握着统治权,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影响下实行军事扩张,还于1897年强占中国的胶州湾,在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略中国,参与了瓜分中国的殖民活动。这一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发育迟缓。这一时期的德国刑事法治同样没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基础。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M•E迈尔生于1875年,在1923年去世。在迈尔生活的48年岁月里,他生活在德国统一后的鼎盛发展时期,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阴霾中度过,还在魏玛共和国生活了5年,迈尔以贝林创立的古典犯罪论体系为基础,将犯罪论体系简化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并对贝林的理论进行改造,成为了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之一。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另一杰出代表是梅茨格尔,他生卒时间为1883年至1962年,其犯罪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阶段主要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32韦尔策尔是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的创造者,其生卒日期为1904年至1977年,其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直至战后,目的行为论风靡一时,该行为论也迫使犯罪论的变更”○33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框架定型及兴旺发展阶段即迈尔、梅茨格尔和韦尔策尔的犯罪构成理论形成和发展阶段,它主要历经了德皇威廉二世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纳粹帝国等时期。从这几个时期的政治背景看,德国均具有不光彩的政治历史。
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不光彩一面在前文已有陈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依然具有大量的封建残余。魏玛共和国虽然是在废除了半封建的君主立宪政体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其议会制是在没有完全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情况下建立的,旧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势力在上层仍然存在,因此,其民主制的根基并不十分坚固。由于艾伯特总统和谢尔曼总理“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威廉二世流亡国外,却仍占有97000公顷土地,”三四十个皇亲国威仍拥有10亿马克的财产。容克们仍是土地的主人,资本容克贵族仍然控制着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军队原封不动保留下来,而且不受政府控制,旧帝国的庞大官僚队伍被共和国全盘接受;共和国成了仅仅摘掉了皇冠的旧德国。“学校课程仍然保留着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残暴的君主政体主义者的无耻谎言”。旧的反对势力的广泛存在和旧的专制思想影响,成为共和民主的最大隐患。○34
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在希特勒纳粹统治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并成为了刑事司法实践指导的理论。当时,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杰出代表梅茨格尔等刑法学者还参加了纳粹官方的刑法委员会,参与了刑法改革活动○35。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也是在纳粹帝国时期得到较大展的。然而,希特勒纳粹帝国时期,德国的政治结构特点是: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纳粹党是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等各种反动势力的集合体。“从政治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德国可称为封建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军事经济角度看,可称为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36
希特勒的上台实际上宣判了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希特勒的口述自传《我的奋斗》和纳粹党制订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建立法西斯恐怖专政,并重整军备。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言论、出版、集合、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被废除,议会民主制度被埋葬。纳粹党剥夺了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工会被推垮,工会财产被没收。希特勒凭借授权法宣布:在德国唯一的政党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其他政党的活动都将受到苦役徒刑的惩罚。全国各地设立了集中营,几十万人被关进去,惨遭拷打和杀害。德国法西斯主义宣称德意志人是高等种族,其他种族都是劣等的,应为德意志人服务,宣传犹太人是劣等种族中最危险有害的,必须灭绝。○37 在“二战”期间,欧州大约有600多万犹太人在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下被杀害。为了审理日益增多的政治案件的需要,德国法院更名为“人民法院”,法官们在开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纳粹党旗下行纳粹举手礼,高呼“希特勒万岁”,向元首宣誓效忠。根据档案材料,单是1939年这一年,在监狱中服刑的政治犯就超过30万;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政治原因被囚禁过的德国人不下100万。而当时德国才有4000多万人。○38
德国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在纳粹帝国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且是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厄运,成为了德国法西斯的附庸,成为了纳粹帝国的政治迫害工具。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是德国犯罪构成理论发展中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产生和发展于纳粹帝国时期,目睹了德国法西斯的种种暴行,它同样出身于悲哀的政治环境。德国现代犯罪论体系是新古典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结合而成的体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其前身理论的政治悲情。
综上所述,在“二战”结束前,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历经了封建割据的容克农奴制君主专制时期、封建容克资产阶级专政君主立宪制时期、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及封建法西斯资本主义时期,在这几个时期里,德国深受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民族复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影响,因此,资产阶段的民主自由思想并不能很好地扎根于德国,德国未能真正实现过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良好法治的基础是良好的民主政治。可见,无论是费尔巴哈的“Tatbestand”理论,还是贝林的古典犯罪论体系,或是迈尔的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抑或是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均出身于无奈的、不幸的政治背景。在无民主政治基础的、糟糕的政治背景下,无论其刑法典制订得好坏,无论其犯罪论体系是否科学,都难以实现良好的刑事法治。
“二战”后,由美英法三国扶持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在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点,基本上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确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因而资本主义得以健康平稳发展,社会也得到了全面进步。○39德国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二战以后,因此,二战之后,德国刑事法治在随着其民主政治的发展才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四、启示
德国犯罪三阶层论的产生和发展弥漫着令人心痛的政治悲情,其他犯罪构成理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充满着政治悲歌。目前,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有三种:(1)犯罪三阶层论。该理论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通说。(2)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前苏联、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以此理论为通说。(3)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英国、美国等国家盛行这一理论。
犯罪三阶层论在德国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政治悲情令人难忘。日本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植、追踪和发展犯罪三阶层论,其间,同样充满着政治悲情。当时,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思想盛行、对外侵略和穷兵黩武是其重要特征,犯罪三阶层论也曾成为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附庸。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发生和发展了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其产生和发展的政治背景也存在悲哀的不幸。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俄国也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沙皇专制制度,没有民主政治。前苏联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民主政治薄弱,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等亵渎法治的重大事件。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是由沙俄时期和前苏联时期的刑法学者接续研究而得出的理论成果,在充满政治悲情的环境下,在思维规律影响下自然出炉。
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产生和发展于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刑法发展中,其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的发展过程影响着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期间,英国曾有过民主政治低下、刑罚野蛮,人权状况恶劣、疯狂对外侵略的政治历史。美国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源自英国,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黑人奴隶制时期、漫长的种族歧视时期,曾出现不少政治压迫事件。这一理论曾成为过镇压黑人奴隶的工具、种族歧视压迫工具和政治压迫事件的推手。
可见,当今世界三大犯罪构成理论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均不可避免地充满政治悲情。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犯罪论中的重要理论,是实现良好刑事法治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应采用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指导刑事司法实践。世界三大犯罪构成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均弥漫着政治悲情。虽然如此,许多刑法学者在政治悲情的背景下也能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按刑法及其理论发展规律追寻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德国犯罪三阶层论及其他犯罪构成理论产生和发展中均存在政治悲情的事实告诫了我们:在中国犯罪构成理论改革的争论中,不应把犯罪构成理论产生和发展期间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现代刑法理念认为,根据刑法正当性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构成理论应体现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功能。在这一共识的前提下,犯罪构成理论是中性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在犯罪构成理论争论中应淡化其政治出身,主要应从逻辑性和实用性等技术层面上讨论各种犯罪构成的优劣,并创建、移植或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三阶层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是世界刑法理论中的三朵奇葩。目前,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是中国法学花园里正在盛开的鲜花,当我们看到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法学花园里正在绽放着另一朵灿烂的花朵——犯罪三阶层论时,我们不能因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曾有令人不快的政治出身而将其掐死,并径直移植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废除、移植和完善均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争论,若没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匆忙废除或移植某种犯罪构成理论并非明智之举。

注释:
①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7-57页。《代序》第Ⅷ—ⅩⅥ页。
②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代序》第Ⅷ页。
③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51页。
④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96-350页。
⑤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代序》第Ⅸ页。
⑥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代序》第ⅩⅥ页 。
⑦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364页。
⑧参见李纯武、寿纪瑜等著:《简明世界通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403-407页,以及陈擢《浅析德国现代化的进程与特点》《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研究生论丛》2005年5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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