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2008年度地方国有资产统计及报表编制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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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贫困地区法院文化建设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西吉法院不断加强文化建设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记实

西吉法院 李堂真 马孝国

前言
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以及相关物质表现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近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人民法院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捍卫者，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伟大进程中责无旁贷。西吉县法院是我国贫困地区法院之一，如何处理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下面笔者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充分认识法院文化建设的意义 促使法院工作取得实效
法院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含有“公正、平等、清廉、严谨、文明、高效、敬业、关怀”等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可以看出，新时期法院文化建设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持续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干警思想境界、职业操守、人文素养，努力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队伍，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的需要。
法院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可以引导法院干警跟随着法院倡导的价值观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作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可以提高干警自觉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远离腐败。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促使干警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
　　法院文化是一面旗帜，是凝聚法院干警力量的粘和剂，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的思想、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建设法院文化是提高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充分利用法院文化提供的新的契机和空间，强化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突出学习效果，使法院干警在法院文化的熏陶下，思想觉悟、文化素质、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均得以提高。
近年来，西吉法院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干警的主体地位，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先进文化熏陶人、高尚精神鼓舞人，促进干警全面发展；坚持全员参与，强化干警的主人翁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干警积极发挥才智为法院文化建设做贡献；坚持联系实际，遵循贴近审判、贴近法官、贴近基层的要求，把文化建设落实到法院工作各个方面，务求取得实效；先后获取全国优秀法院、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区文明单位、全区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区“五五普法”先进集体、全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殊荣；涌现出全国法院模范法官赵启哲等先进人物。西吉法院坚持继承创新，注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其他行业先进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探索法院文化建设的新内容和新载体。
二、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如何正确把握人民法院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如何根据当前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定人民法院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定位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都在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是用秩序来维护的，人类生活离不开秩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人们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止无序、混乱等现象,因此，一项司法行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对法律的保障保证了社会秩序。法院作为专门从事审判的司法机构,使其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础结构力量,在社会中居有特殊地位。
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作为一种执政权,是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法院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置身于经济社会的主战场之外。法院的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就需要人民法院发挥司法的具体功能,以发挥法院自身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法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对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在双向管理中凸显法院文化。下面就西吉法院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西吉法院作为基层法院，在当前区、市、县各级政府以及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活动中，积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促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首先，对外管理方面，西吉法院始终坚持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和优势，以执法办案为重点，提高司法水平，通过对司法事务的管理，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促进审判文化建设。
　　一是该院坚持宽严相济，维护社会稳定。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法治权威，营造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关系调节器功能，依法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格用量刑规范化的要求，确定被告人的刑期。创造性地适用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和解工作，减少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以上举措，促进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二是该院着力化解纠纷，调节社会关系。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原则，平息和化解各种利益纠纷和冲突，最大程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三是该院进一步加大诉权保障力度，抓好行政案件受理工作，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对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司法审查，促进行政案件的实质性解决，追求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力求实现案结事了，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四是该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围绕司法为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审判方式和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适应群众，适应实践，在落实司法为民中提高审判能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其重点是落实司法便民惠民措施。实行立案、导诉、法律咨询、指导举证“一站式”服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司法需求，推行巡回审判，选择群众关注、有影响的案件，下到乡村，把审判庭搬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方便了群众。通过上门审案、异地开庭，落实了便民措施；通过送法下乡，加强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积极争取党委、政府、财政的支持，设立司法救助基金，加大对生活困难的上访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司法救助力度。
其次，对内管理方面，西吉法院更好地运用司法功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依赖法院内部司法理念、方法、机制乃至作风的管理创新，形成内部和外部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
一是加强审判绩效管理。抓审判绩效，围绕改判发回率、执行标的额到位率、案件评查合格率等指标比审判质量；围绕调解率、撤诉率、申诉率、违法审判率等指标比审判效率；建立和完善审判质量监控体系，依法简化审判程序，坚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争取在审限、执限内多办案、快办案，全面提高案件质量。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从立案、审理到执行的全过程实现网上监管，及时录入信息，安排专人考核。发挥司法能动性，努力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等指标降下来，提高服判率，努力实现司法公正。
　　二是加强法院队伍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法院队伍管理目标责任制度，完善业绩考评办法，在全区首创了“执法质效档案”，对干警的业绩实现了有效的管理，受到了上级法院及其他兄弟法院的一致好评。积极开展岗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办案业务竞赛，有力提高了全体干警的业务水平。面对复杂的法院审判事务，西吉法院在法警中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分队”，并积极开展“大练兵”活动。大大提高了干警的身体素质，增强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保障的审判事务的开展。落实领导班子和中层骨干带头学习，提高法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能力和实际运用水平。围绕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开展司法作风建设。严格执行最高院“五个严禁”及区高院“八条高压线”的规定，认真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强化纪律约束，加大对个案的监督和管理，严肃查处违规违纪情形，确保公正廉洁执法。
三是加强法院政务管理。制订一整套管理制度，形成以制度管院的格局，强化责任落实，将各项政务管理工作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建好用好管好法院内外网，不断提高司法公开水平。积极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加强司法宣传，提高社会对法院工作的知晓度、理解度和支持度。完善各项政务考核考评制度，并严格兑现奖惩，推动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
四是广泛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引导广大干警把读书作为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丰富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文化品位。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开展读书活动，促进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五是加强院史（荣誉）室建设。利用专门场所，设立院史（荣誉）室，集中展示法院发展历史、工作业绩、所获奖励和荣誉以及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组织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到院史（荣誉）室参观学习，接受思想教育，激发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确立了“法院开放日”，邀请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访问院史（荣誉）室，加深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六是加强审判和办公场所的文化形象塑造。按照“规模适当、庄重实用、布局规范、功能齐全”的要求，规划和建造审判庭和办公场所，努力塑造体现人民法院文化的物质环境。重点加强立案、信访等文明窗口建设，认真落实各项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努力营造尊重和方便人民群众的良好氛围。按照“科技强院”的要求，合理配置办公设施，不断提高办公科技含量，逐步改善办公条件，积极推广电子化办公，为广大干警创造便捷、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七是加强法院公用区域的文化氛围烘托。利用办公楼大厅、走廊、接待室等公用区域，精心打造了具有西吉法院特色的“文化墙”以及在办公区的各层走廊、安全通道、干警办公室内，悬挂、张贴法律名言、廉政警句以及反映法院工作理念的文字标识和广大干警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法官风貌的各类作品。使广大干警润物无声地感受法官文化、廉政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对法官廉政文化形成共识、变成信仰，并自觉付诸于行动，从而增强法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种文化育院的管理模式。并在办公楼大厅、办公楼门口顶端设立电子滚动屏，及时显示和宣传西吉法院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活动。
八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西吉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和完善文体活动场所，配置相关器材和设施，为广大干警缓解工作压力、养成良好生活情趣、保持身心健康提供良好条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健身运动和文艺活动，并多次组织参加法院系统的体育盛会，均取得好成绩。通过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不断丰富广大干警文化生活。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
法院文化建设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起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作为贫困地区的法院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加强对外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要积极参与“大调解”工作，为贫困地区社会稳定服务。一是构建“人民法庭、司法所、乡(镇、社区)调解室、村委会”“四位一体”的调解模式，突破“三调联动”调解模式，扩大参与调解人员的范围，并组织开展调解人员法律知识培训；二是继续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室”，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对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由法院派员介入指导调解，及时纠正在调解过程中出现的与法律相悖的情况，促使人民法庭和相关部门的良性联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三是通过特邀调解员、执行联络员和法律宣传员的联动，充分发挥其熟悉乡情民俗，了解纠纷情况，掌控案件的发展趋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
其次要积极开展庭审“便民”工作，为当地群众服务。积极开展“巡回法庭”审理民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强化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其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坚持以巡回办案为依托，把每一次巡回办案活动都当作法律宣传、普法教育的法制课堂，真正把司法的人文关怀融入到审判中去，努力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再次要继续加大开展“案件回访”工作，为失足人群服务。人民法院要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切入点，以坚持司法公正为立足点，不断延展审判功能，更好地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服务。对已经审结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应积极开展“回头看”，对其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积极进行评估。尤其要对刑事案件中被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的人员。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也要求其法定监护人参加。“定期回访”时，要求与社区矫正办互通情况，以进一步掌握回访对象的思想、生活、工作情况，更好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二是继续加强对内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法院干警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先进的司法理念统领法院文化建设，保持法院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此，应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教育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对接，充分发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理念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教育和引导广大法官自觉树立公正、平等、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增强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激发法官群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尊荣感，增强法官群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就是要对法院精神文化进行创新。
　　其次加大物质文化建设的投入，塑造法院良好形象。物质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增强公众对法院裁判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向外界展现法院文化底蕴和公正廉洁精神，提升法院在大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再次要加强司法作风建设，践行司法为民。通过开展“司法大检查”“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让每一位法官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要求，怀亲民之心，办便民之事，行利民之举，坚决杜绝“冷、横、硬、推”的不良作风，彻底消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现象；通过开展上门立案、预约立案、司法援助、假日法庭、巡回审判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盼，体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树立法院良好形象。
第四要结合当前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加强以“教育、监督、防范”三位一体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干警廉政档案制度。对干警的审判工作、作风建设、遵章守纪、信访投诉、奖励惩处等情况进行认真登记，并且做好各项检查评比记录，存入干警廉政档案，做到一人一档，与本人评先、晋级晋职、奖金福利挂钩。
第五要加强对外宣传。要充分利用现代大众媒体和传播手段，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司法核心价值观，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要积极对外宣传人民法院践行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各种举措和重要成果，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四、结语
法院文化建设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文化的内容与时俱进。面对当前党政机关提出的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课题，作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法院，必须要从实地出发，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执法办案为立足点，以群众工作为着力点，以自身管理为结合点，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努力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犯罪类型研究中的民族身份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审视传统犯罪学，对犯罪现象进行过类型化分析。然而，传统犯罪学关于犯罪类型的研究与缺陷之一是忽视对民族身份作为标准的分类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既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分类问题，也是一个犯罪地理区位分析的问题。我对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的反思，将从对传统犯罪学分类的批判展开。
　　一、犯罪现象的类型化分析
　　犯罪现象可以根据刑法规范(侵犯法益)和事实特征进行分类。这是一种对犯罪范畴从刑法学和犯罪学两个不同侧面给出的不同回答。按照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学者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智能犯罪、风俗犯罪、破坏犯罪五大类型，也有分为危害国家安的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犯罪等类型。按照行为表现形式，一般划分为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按照行为与规范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是违背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的行为，一般限于杀人、盗窃、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法定犯是违背行政法规的行为，因各国的立法差异而有不同。按照支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态，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按照行为的组织形式，可以划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共同犯罪可以进一步分为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犯罪学更关注的是集团犯罪的典型形式——有组织犯罪，即其明确特征为三人以上为具体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按照行为人的人格表征，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单位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由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学意义上的单位犯罪应当不局限于刑法规范。按照行为人的职业身份，可以分为流动人口犯罪、农民犯罪、在职职工犯罪、失业待业人员犯罪、学生犯罪、农民犯罪、城镇居犯罪等。按照行为人的性别身份，可以分为男性犯罪与女性犯罪。按照犯罪者是否有前科纪录，可以分为初次犯罪与再次犯罪，简称初犯与再犯。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可以分为蓄谋性犯罪、突发性犯罪和连带性犯罪。蓄谋性犯罪是有预谋实施的犯罪；突发性犯罪是因情景突然出现而实施的犯罪；连带性犯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实施的与目的无关的犯罪。
　　二、少数民族犯罪的界定
　　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应当得到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从既存的犯罪学文献中，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于何为少数民族犯罪的问题还存在争议。1985年3月，美国一家有权威的法学杂志《美国法律杂志》在一篇对亚洲及中国近年来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评述的文章中写道：“近十年是中国大陆犯罪学和矫正学领域最有生气、最为活跃的十年”。“大陆法学界人士开始从社会存在的本身，从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方面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和矫正犯罪的对策。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研究最有理性、最富于科学精神的时代。然而，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对犯罪现象、原因及对罪犯矫正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汉民族犯罪现象为标本进行的，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及罪犯矫正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大陆还处于基本隔绝的台湾，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寥若晨星。这种对犯罪学及矫正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以一个主要民族为标本，而不包括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中国犯罪学和矫正学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甚至在少数民族犯罪问题指向如何，究竟指向少数民族地区抑或主体，还是指向少数民族整体抑或个体?理论界都存在疑问。在我看来，少数民族犯罪是按照行为人的民族身份对犯罪现象的一种新的分析。首先，它是一种以犯罪主体的民族身份作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少数民族公民作为犯罪主体在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我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少数民族数量为多，犯罪总量中少数民族犯罪自然较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界定为以犯罪主体身份为标准的划分的犯罪而不是按照地区划分的犯罪(比如“城乡结合部犯罪”)是适宜的，既可以关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总量，又可以关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实施的犯罪的个量。其次，它应当指向少民族个体，是少数民族中个体公民对国家刑法规范的蔑视与挑战。马克思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少数民族犯罪仅仅是“孤立的”少数民族个人对“统治秩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的侵犯。复次,少数民族犯罪呈现特征与形成原因的不同。聚居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汉族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导致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在特点与形成原因上的不同。与汉族犯罪相比较，少数民族犯罪受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影响，对各种犯罪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少数民族犯罪在多发案件类型、发案时间、地点等犯罪现象诸要素上呈现与其他犯罪相异的特征。再次，少数民族犯罪需要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不同的犯罪原因必然要求不同的刑事政策与犯罪控制手段。我们的党和政府历史形成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应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掌握各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点以及犯罪形成的不同原因。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特点
　　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独特特征。它与汉族犯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比如犯罪类型、犯罪手段方法上，集中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传统侵财型犯罪、受风俗习惯引起的犯罪较为常见，犯罪手段方法上，暴力方法较常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呈现如下特征：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犯罪相关系数大，犯罪主体中青壮年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犯罪不断增加。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呈现上述特点是由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所决定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一个独特的原因结构系统：环境方面的因素，可以简化为：经济背景、人文社会、成长环境。经济背景方面，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重要因素；人文社会方面，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成长环境方面，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犯罪，这一分析，可以为少数民族犯罪中侵犯财产罪和性犯罪占据一定比例提供解释；一是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性格类型、人生价值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上分析少数民族犯罪的原因。
　　四、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价值
　　为何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传统的犯罪类型学长期忽视少数民族犯罪，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犯罪的特殊性。犯罪类型中，女性犯罪、老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在这些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少数民族犯罪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民族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因素会与汉族犯罪存在差异，体现为相异的犯罪特征、犯罪规律，相应地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控制必须因引起特征、规律和原因拟定对策。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是对犯罪学理论的一个充实与丰满，使犯罪学理论更多地关注按照民族身份分类标准形成的类型。第二，犯罪特征是犯罪发生的规律性，不同的犯罪发生规律缘于不同的犯罪原因，要求不同的对策予以对应。少数民族犯罪呈现与汉族犯罪不同的原因，在犯罪对策上也应有所不同。犯罪原因——犯罪现象——犯罪对策环环相扣，我们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性，目的在于寻求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犯罪的宏观对策固然重要，但是，具体类型的犯罪的治理、预防必须结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包括犯罪发生的地域、犯罪的多发类型、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研究。少数民族犯罪的固有价值在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习俗、传统习惯与汉族相异的群体，犯罪特征、发生规律都有不同，犯罪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的差异。适应少数民族犯罪的不同特征与规律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与法律，能更好地治理与预防这类犯罪。这方面，少数民族的罪犯改造研究已经存在专门著作进行研讨，但这仅仅是事后的“流”的治理。从源头上进行预防的专门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这恰恰是我努力的方向。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能够为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参考。这是少数民族犯罪研究的实践考量。第三，研究少数民族犯罪，是适应西部开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项济振兴计划，西部开发计划的启动会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触点超越经济的范畴，对开发地区们的观念、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西部开发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西部欠发达地区中，民族地区分布较广，涉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杂居和部分地方少数民族聚居是西部地区显著特点之一。
　　民族关系问题是西部地区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尊重民族习惯、照顾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以行政命令伤害民族感情，影响社会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西部开发的总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区域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开发计划。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犯罪问题及其对策，正是应对西部开发政策，“近距离”观测开发进程，对西部开发中可能引发的少数民族犯罪及时做好预测、防范和治理，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