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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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２０１３〕３７号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３〕８７号），进一步推进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深入落实利率风险定价、独立核算、贷款审批、激励约束、人员培训、违约信息通报等“六项机制”，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偿还意愿和偿还能力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商业可持续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单列年度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并将任务合理分解到各分支机构，优化绩效考核机制，由主要负责人层层推动落实。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信贷资产流转、证券化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将盘活的资金主要用于小微企业贷款。
各银监局应于每年一季度末汇总辖内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的小微企业信贷计划，报送银监会。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及中信银行、光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应于每年一季度末将当年全行的小微企业信贷计划报送银监会，同时抄送相关机构监管部门。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切实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资源投入和考核力度，力争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即：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
各银监局应对辖内小微企业贷款增长情况（含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和总行营业部）实行按月监测、按季考核，并针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细化考核要求，确保全辖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
四、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测指标体系。将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３项指标纳入监测指标体系，按月进行监测、考核和通报。具体填报要求见附件。
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和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覆盖率主要考察小微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及其它金融服务的比例。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主要考察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有效贷款需求的满足情况。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改进内部机制体制，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拓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
五、继续强化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正向激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在全年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且当年全行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水平的前提下，下一年度才能享受《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银监发〔２０１１〕５９号）、《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银监发〔２０１１〕９４号）、《关于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银监发〔２０１１〕７号）等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
各银监局要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风险资产权重、存贷比考核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差异化监管政策和正向激励措施。
六、各银监局应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序开展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的申报工作，拓宽小微企业信贷资金来源。
获准发行此类专项金融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该债项所对应的小微企业贷款在计算“小型微型企业调整后存贷比”时，可在分子项中予以扣除。
七、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持续丰富和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小微企业的特点，为其量身订做特色产品，并全面提供开户、结算、贷款、理财、咨询等基础性、综合性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产业链融资、商业圈融资和企业群融资。要在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积极创新还款方式和抵质押方式，建立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评审机制，探索发放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有序开办商业保理、金融租赁和定向信托等融资服务。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工具，研究发展网络融资平台，不断创新网络金融服务模式。
各银监局要进一步引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强支小助微的服务理念，鼓励开展金融创新，在做好风险防范和管理的基础上，按照“先试先行”的指导思想，稳步探索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新模式、新产品、新渠道。
八、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网点和渠道建设，增加对小微企业的有效金融供给。大中型银行要继续以“四单原则”为指导，把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做精、做深、做出特色，并进一步向下延伸服务和网点，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坚持立足当地、服务小微的市场定位，向县域和乡镇等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延伸网点和业务。
各银监局要引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布局，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促进竞争，进一步做深、做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九、进一步规范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收费。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建立科学合理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定价机制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银监发〔２０１１〕９４号）有关规定，除银团贷款外，不得对小微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微企业及其增信机构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严禁在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的贷款条件。
各银监局应加强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督导，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收费的透明度，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前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收费政策的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将检查结果纳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年度总结。
十、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和内控水平，适度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并制定相应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从业人员尽职免责办法。
各银监局应在监管工作中落实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具体措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出全辖各项贷款不良率２个百分点以内的，该项指标不作为当年监管评级的扣分因素。
十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建设，完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
各银监局应加强对小微企业风险状况的监测和提示，指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防范和化解风险。
十二、各银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沟通，进一步密切合作，争取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息共享平台、信用征集体系、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等方面获得更大支持，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融资增信的作用，规范融资性担保贷款管理和收费定价行为，引导和督促融资性担保机构利用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等方式合理降低担保费率。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用足、用好财政、税收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
十三、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宣传工作。各银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主动、持续宣传和推广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经验和成效，普及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知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十四、加强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督导与总结。各银监局要将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督导检查纳入日常监管工作内容。对于当年未能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的银监局和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银监会将进行重点督导。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应将上一年度全辖或全行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年度总结，于每年１月１０日前报送银监会，前述各行应同时将总结抄送相关的机构监管部门。总结内容包括当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情况、成效、面临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安排及对有关部门的政策建议。
十五、自本意见印发之日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按季报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关数据的通知》（银监办发〔２０１３〕９４号）中有关各银监局报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客户覆盖情况的规定不再执行，其余规定不变。
请各银监局将本意见转发辖内银监分局和银行业金融机构
（不含外国银行分行）。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关于进口旧机电产品备案与办理进口许可工作的衔接问题的通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文件
质检办检联[2003]279号
关于进口旧机电产品备案与办理进口许可工作的衔接问题的通知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各地区、各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
根据《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2001]第10号令）、国家进口质量许可制度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以及《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第37号令）的有关规定，现就受理进口旧机电产品备案与进口许可证办理工作的衔接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对进口的旧机电产品实施备案管理。进口旧机电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旧机电产品入境前及时向国家质检总局或其设在各地的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办理备案手续。
二、对须由商务部签发进口证明文件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其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办理进口许可手续前，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办理备案手续。
对须由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签发进口证明文件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其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办理进口许可手续前，向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办理备案手续。
对不须由商务部或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签发进口证明文件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其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办理备案手续。
三、国家质检总局及直属检验检疫局受理备案时书面审核的内容是：备案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一致性，进口旧机电产品是否符合我国有关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以及国家进口质量许可制度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有关要求等。
四、进口旧机电产品，经国家质检总局或直属检验检疫局书面审核，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备案。
对不须由商务部或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签发进口证明文件的且符合上述要求的，直接由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进行备案。
对须由商务部或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签发进口证明文件的，国家质检总局或直属检验检疫局受理备案申请时，出具《进口旧机电产品拟备案工作联系单》（格式见附件1、编号规则见附件2），供进口旧机电产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商务部或者地方、部门进出口机电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进口证明文件时使用。商务部或其各级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凭《进口旧机电产品拟备案工作联系单》及其他有关资料办理相应的旧机电产品进口许可手续。
五、对须由商务部或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机构签发进口证明文件的进口旧机电产品，在取得相应的进口证明文件后，向国家质检总局或直属检验检疫局办理备案手续。
请各有关部门密切协作，保证该项工作的衔接，在执行中如有问题及时上报。
附件：1．《进口旧机电产品拟备案工作联系单》(请在此点击下载）
2．《进口旧机电产品拟备案工作联系单》编号规则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五日
两权分离并非国企改革惟一出路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3年8期
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截至2002年底，国有企业仍没有大面积好转，“脱困”都似乎难以达到，更不用说长久的健康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主要有：（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9世纪前期就明确论述过现代工业大生产必然导致普遍的两权分离。（2）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股份制大公司逐渐成为主流，股东人数太多，将导致所有者无法直接控制企业，经理层将成为实际上的企业控制者，两权必然分离。（3）社会学者从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中，也认为国企必须进行彻底的两权分离。（4）计划经济的弊病根源，正在于国企的两权合一，所以商品经济（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国企进行两权分离之改革。
国企的真正病根在哪里？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病根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负责人、我国经济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病根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这正是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之所在。
桔生淮南淮北：两权分离的中西比较
两权分离在西方也普遍存在，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更是典型。西方的两权分离为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指出：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并不是组织机构，而是确定的自然人，这些自然人不存在“外部性风险”，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内部化产权”，他们可以对自己的产权作出决策；即使通过代理人或代理机构来行使自己的产权，他们也能有效地监督代理者，从而较好地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因此，西方的两权分离只会在一个环节上产生“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风险。这个环节的风险相对来说容易控制一些，可以通过更换新的、胜任的经营者来解决。
而中国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政府），如前所析，政府本身并不是自然人，它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必须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来进行。这样，国企就存在两个环节的“代理风险”，即主管官员代理风险、经营者代理风险。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的两权分离只在一个环节（经营者代理）上产生风险，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中国国企除了经营者环节之外，还会在所有者环节（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产生风险，这个环节是上游，是根源，一旦出了问题，它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溃。
西方兴起“两权合一”浪潮
实际上，两权分离并不是完美的、唯一的选择。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中小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大多数中小企业里，两权是合一的，所有者同时也是高层经营者。（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西方的“两权合一”浪潮，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两权分离并不是解决中国国企深层症结的灵丹妙药，中国20多年的国企改革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国企新出路：虚拟私有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