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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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


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家旅游局
(2006-8-16)


近年来，各地农村旅游发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特色鲜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我国农村旅游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认识不足、引导不够、配套建设滞后等问题。我国农村分布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市场空间和需求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农村旅游更快更好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展农村旅游的重要意义

（一）发展农村旅游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旅游业是关联带动性强、拉动内需明显的新兴产业，吴仪副总理要求全国旅游行业“以旅促农，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充分依托和利用“三农”资源发展农村旅游，是旅游行业积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工作部署的必然要求。

（二）发展农村旅游是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实践。农村旅游使广大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旅游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使传统农业增添了附加值，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村旅游推动了现代农业经济体系建设，科技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加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农村旅游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使农村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农民思想观念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三）发展农村旅游是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发展农村旅游适应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实现了“大农业”和“大旅游”的有效结合，加快了城乡经济融合和三次产业的联动发展，不仅扩大了城镇居民在农村地区的消费，还加快了城市信息、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向农村的流动。

（四）发展农村旅游是推动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主要力量。农村旅游现实和潜在的消费需求都非常旺盛，不仅符合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消费心理，而且有利于开拓农民眼界，增强广大农民的出游实力，成为中国旅游最大的客源市场。农村地区是旅游资源富集区，农村旅游业的发展极大丰富了旅游产业的供给体系，将成为中国旅游产业的主要支撑。

二、发展农村旅游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加快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发挥旅游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促进农村旅游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贡献。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相统一。要紧密围绕中央和各地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把发展农村旅游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之一，通盘考虑，整体规划。农村旅游发展的目标、政策、措施都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带动功能的同时，探索旅游业发展的新机制、新路子。

——按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要从农村实际和旅游市场需求出发，以帮助培育农村旅游产业为主要任务，指导各地农村旅游朝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坚持不脱离农民、不脱离乡土、不脱离当地资源条件、不脱离旅游消费水平、不脱离发展阶段，至始至终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发展实践。要注意引导不搞不符合旅游市场需求的大而洋，不搞盲目的档次提升与过度管理，避免劳民伤财。

——坚持可持续发展。在充分利用和开发农村旅游资源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对生态环境、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俗文化科学保护的新途径。要认真探索组织农村农民的方式，综合协调农村旅游资源与其它方式的开发利用关系，坚决避免因盲目发展、统筹不够和低层次竞争造成简单粗暴使用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把加强服务放在工作首位。树立以服务促发展的理念，提升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手段。加强旅游部门的协调、规划、信息、促销和培训等服务，拓宽农村旅游的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建立面向农村和农民的旅游服务体系，提高农村旅游的公共服务水平。

三、发展农村旅游的工作目标

通过发展农村旅游，力争到2010年实现：

（一）每年新增农村旅游就业35万人，间接就业150万人；每年旅游从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在全国建成100个农村旅游特色县、1000个农村旅游特色乡（镇）、10000个农村旅游特色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二）已有农村旅游项目得到明显提升和完善，基本形成种类丰富、档次适中的农村旅游产品体系；初步形成领域宽广、规模较大、特色突出、发展规范的农村旅游格局；形成连通城乡的大旅游市场，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主要支撑体，满足国内旅游市场需求。

四、发展农村旅游的工作重点

（一）加大对农村旅游发展的扶持力度。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把发展农村旅游纳入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中，积极利用规划、扶贫、环保、培训、基建等专项支持政策。要推动重点地区农村旅游项目的集中招商，吸引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参与开发和经营。当前的重点是推动有条件的乡镇，把农村旅游的清洁、环保、道路等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纳入“乡村清洁工程”和农村道路“通畅工程”等支农工程中加以解决；要推动农村旅游开发项目和各种支农资金挂钩，争取把支持农村发展的小额贷款用于农村旅游户，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村旅游。

（二）促进农村旅游服务体系建设。要推进各级政府主动协调各相关部门，促成政府有关公共职能向农村旅游延伸。要进一步加大区县旅游部门的一线服务力度，扩展范围和职责。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旅游的统计体系，提高农村旅游的科学统计水平。当前的重点是要提供专业的规划和项目开发指导，服务到村，帮助农民利用和保护好旅游资源，克服开发雷同化，增强市场经营意识；要制订基本的乡村旅游设施标准和接待服务标准，推广到户，帮助农民改善卫生条件和接待条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提供相应的监管服务，切实加强对农村旅游的安全监督和管理；继续加大对各类农业旅游示范点的指导力度。

（三）做好农村旅游市场开拓工作。各级旅游部门要结合农村旅游产品开发，帮助设计和提升农村旅游产品的市场开发形象，推动分散的农村旅游产品走向市场。要积极开发一批完善成熟、文明健康的农村旅游新产品，并逐步培育乡村旅游精品，满足国内外不同层次的休闲度假需求。要鼓励旅行社等企业和有条件的各类旅游集散中心，开展专业的市场销售和网络促销，拓宽农村旅游销售渠道。要加大对农村旅游的公益性宣传，争取在各类主流媒体开辟农村旅游宣传专栏。要把建立包括农村家庭旅馆在内的网上预订系统作为服务工程的重点来抓，提升本地农村旅游整体的市场化程度。

（四）促进各方加强对农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各级旅游部门要配合项目开发帮助制定出具体的人才培训规划，并争取与教育、农业、劳动、民政等部门的人才培养规划对口合作，共同推进和实施。要依托现有的旅游人才培训中心和其他培训中心，争取必要的财力支持，分级分类开展培训。重心在村镇，关键在带头人，要特别重视对乡镇一级党委领导发展农村旅游的培训，在有条件的乡镇建立工作联系点，提供专业学习、考察交流的机会。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农村旅游项目策划和开发、景区和家庭旅馆的经营管理、传统技艺和乡土文化讲解等各类实用人才培训。争取到2010年，全国100%的农村旅游发展带头人、90%的经营户和80%的服务者得到全面有效的培训。

（五）加强对农村旅游发展的分类指导

——提升各种类型的“农家乐”。以农户家居和农、林、牧、渔及园艺等农村资源为载体的“农家乐”，是现阶段农村旅游的基本形式，也是现阶段最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游。要突出引导农家乐的“一村一品”和“一家一艺”，避免简单的模仿照搬；要引导有条件的“农家乐”品牌化发展，避免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要以城镇居民休闲需要为目标，突出农村生活特点，形成乡土文化氛围，避免盲目求大求洋；要制订实施厕所、排污和垃圾处理等基本生活设施标准，逐步提升和规范接待服务水平；要加强政府引导，在“农家乐”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地区，及时推动“农家乐”的卫生、排污、采购、促销等方面的专业化合作；要着意培育市场机制，在“农家乐”形成一定经济带动能力的乡村，适时推动接待分工、农副产品加工分工和旅游商品生产分工，形成“农家乐”的产业化提升。

——拓展和深化观光型的农村旅游。以各类风景资源为主要依托的观光型的农村旅游，是现阶段农村旅游的重要组成。要明确发展定位，引入景区管理模式，提升经营和服务水平；要保持农村生态环境，增强亲和性、知识性、参与性等体验内容，加强休闲度假功能；要拉长农村旅游的产业链，促进农业生产与旅游、商贸、流通等的紧密结合；要允许探索多样的组织开发方式，妥善处理开发商与社区关系。

——保护性挖掘民俗民族文化型农村旅游。按文化型产品开发的对国内外客源市场具有较大吸引力的民俗民族特色村寨，是农村旅游产品体系中的精品。对于具备开发潜力的民族民俗文化村寨，要引导和激发本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性与自豪感，形成自发保护的内在动力和永久机制；要帮助制定高水平的规划和项目策划，重点挖掘原生态古村落、民族村寨和民俗风情的文化内涵、民族风俗以及生产生活特色，选择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方式；要参照国家对文物遗迹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方式，加强对文物遗迹和民居、街道等古老建筑的保护，反对破坏风貌的拆建；要引进民族、民俗、历史、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共同研究、开发和监测，引导高水平的开发和高水平的旅游欣赏。

——逐步推进旅游型小城镇建设。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小城镇多数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一般易于集散、体量适中，是农村旅游中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形式。要按照国家旅游局和建设部共同形成的旅游小城镇开发理念，按照城乡规划和旅游发展的要求，结合城镇改造做出特色，避免照抄大城市、照搬大主题公园的做法；要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着力完善旅游配套和功能建设，提升旅游型小城镇价值；有条件的地区，要以旅游型小城镇的建设来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注意将小城镇发展和延续历史传统、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做到文化型开发，永续利用。

——摸索各种类型的农村旅游模式。要鼓励和肯定围绕当地特色资源和市场需求，探索各类农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做法。要加强资源普查和开发统筹工作，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协调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各地已经总结的特色产业带动型、都市村庄型、景区依托型、农场庄园型、特色技艺展示型等多种类型的农村旅游发展模式，都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要引导各种模式个性化发展，推动各种模式间的优势互补。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的小康新村型等模式的展示和推广作用。在农村旅游发展中要至始至终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持农村旅游发展多样性，反对简单化指导。

（六）认真组织对农村旅游的政策研究。农村旅游发展面临一系列需要研究解答的情况和问题，如农户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合作必然出现；外来资金投入必然出现；资源开发的多样性必然出现。这将集中在利益主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农村土地政策和商业开发利用的衔接、其他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利用和补偿、农村经济组织的形成方式等层面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制度对接中的矛盾在旅游发展中的体现，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与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制订部门紧密合作，建立农村旅游政策研究的观察点，紧密跟进，不断研究。在各种具体的矛盾和纠纷处理中，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民以各种方式投入旅游开发经营的所有权和实际收益；在农民合作经营的旅游开发中，要引导探索发挥合作组织自律、协调和服务的作用；在农村合作组织进一步公司化的地方，探索建立日常经营、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权力分设的运作机制。





关键词: 劳动者 劳动抗辩权 劳动请求 劳动指示
内容提要: 劳动抗辩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在性质上属自力救济权。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不过在劳动立法中却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合同法》可以提供此种法律依据。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一些障碍，应有针对性地予以克服。劳动抗辩权是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具有效率高且成本低的优势，其行使效果表现为暂停提供劳动，但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则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一、劳动抗辩权的内涵及其意义分析

劳动抗辩权是指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当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工资支付义务，以及其发布违法或违约的劳动指示时，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劳动合同成立后，劳动者的主要义务是让渡劳动力使用权，就是将自己的劳动纳入到用人单位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并在劳动过程中遵从用人单位的劳动分配与安排。然而，若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工资支付义务，以及其劳动指示违法或违约，劳动者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据法律规定，可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予以拒绝。

对于劳动抗辩权的内涵，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1)劳动抗辩权的抗辩对象包括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雇主地位法律上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对受雇人之‘劳务请求权’以及‘指示命令权’”。[1]作为劳动力使用权的购入者，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对劳动者享有劳动请求权;在劳动关系建立后，[2]作为生产经营的管理者，用人单位可对劳动者行使劳动指示权。劳动抗辩权既是对劳动请求权的抗辩权，也是对劳动指示权的抗辩权，不过，该权利行使的外在表现都为暂停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2)劳动抗辩权的权利主体为个体劳动者，而不包括工会。劳动抗辩权与工会罢工权的行使都表现为拒绝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然而，罢工行为“通过斗争法的手段只能解决规范方面的纠纷，即所谓利益争议，而不能解决权利争议”;[3]而劳动抗辩权行使的目的是对已确定的法定或约定权利予以救济，因而，劳动抗辩权不包含罢工权，其主体不包括工会。(3)劳动抗辩权属自力救济权。就行使效果看，劳动抗辩权不同于获取劳动报酬权、获得安全卫生保护权、休息权、社会保险权等源权利，它是源权利的救济权。然而，劳动抗辩权作为救济权，又与提起劳动争议解决权不同，它的行使不依赖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介入。(4)行使劳动抗辩权并不中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止是劳动者在服兵役、因犯罪被暂时羁押、被借调等期间，双方当事人暂停行使和履行劳动合同中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在行使劳动抗辩权的情况下，劳动关系仍处于运行状态，只是劳动者暂停提供劳动，而用人单位如对于抗辩事由的产生有过错，其工资支付义务仍需履行。(5)用人单位的对应抗辩权受到严格限制。如按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延时抗辩权的规定，在劳动者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拒绝其工资支付请求。然而，劳动立法对用人单位实行义务本位，并且用人单位能够运用规章制度约束劳动者，纠正不利于己的行为，因此，除非劳动者故意不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用人单位不能对其工资请求权提出抗辩。《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4号)就规定，在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用人单位仍需向劳动者支付病假工资。

除体现公平原则外，劳动抗辩权还具有如下特殊意义:其一，用人单位享有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力是以人身为载体的，对劳动力的不当使用就可能危害到劳动者的生命健康，而通过公权力介入的权利救济方式一般是事后的。当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时，劳动者服从劳动分配与安排就意味着置其生命健康于险境，可能会因此遭受不可逆转的人身损害，在此情况下，拒绝劳动指示便成为劳动者保护自身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在美国发生的维古尔·迪母尔和汤马斯·康沃尔诉惠而浦公司案中，法院判决惠而浦公司败诉的理由是: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中的雇主“一般义务”条款规定，雇主应为每一个雇员提供一个工作场所，使其免受死亡和重大人身伤害的威胁。健康署调查员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每一个工作场所以执行该条款，因此，每一个员工都有权对存在的危险作出诚实的判断。[4]其二，与提起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相比，以行使劳动抗辩权的方式实施权利救济，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这点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其三，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置劳动法规定于不顾，就因为我国劳动立法存在着某些缺陷，特别是法律责任偏轻使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较低，用人单位可通过违法用工获取不当利益，而劳动抗辩权的行使是对用人单位违法用工的直接抵制。其四，现实中，我国地方政府仍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侧重于保护资本的利益，或多或少忽视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劳动抗辩权是自力救济权，其行使并不直接依赖政府的介入，因而能够部分地弥补在劳动者权利保护中所存在的地方政府缺位甚至错位的不足。其五，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规定了较为宽松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条件，只要用人单位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损害劳动者重要利益的，劳动者一般能够依该法的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从而可以摆脱劳动合同的约束，但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解除劳动合同本身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劳动抗辩权制度使劳动者能够在暂停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同时无需解除劳动合同，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的运行状态。

二、劳动抗辩权行使的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劳动抗辩权的抗辩对象包括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劳动请求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和财产性方面，属债权请求权。由于劳动给付义务是手段上的义务，而非结果上的义务，用人单位基于对劳动力的具体使用而拥有劳动指示权。劳动指示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隶属性和人身性方面，属对劳动行为的管理权。劳动指示权的存在使劳动者的意志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劳动者不是处处言听计从的被奴役者，可独立地思考和判断。在劳动指示违法或违约的情况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服从。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事由，应是劳动指示本身违法或违约。这与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事由不同，它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的对价义务，与劳动请求本身是否违法或违约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劳动指示权对劳动请求权有逻辑上的依存关系，如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拒绝让渡其劳动力的使用权，那么，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权就不会存在;反之，劳动者可能在同意向用人单位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同时，却拒绝其违法或违约的劳动指示。由于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都源于劳动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劳动抗辩权作为抵制这两项权利的权利，其行使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一)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法律依据

我国劳动立法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不过，我国《合同法》在第66至68条规定了合同履行中的延时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及后履行抗辩权等。虽然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相对独立于民事合同立法，但劳动者仍然可依据这些规定行使劳动抗辩权，理由如下:

劳动合同最初由民法进行调整，属于雇佣合同。后来，国家为实现实质平等而对这种合同关系进行了必要的干预，使劳动合同从民事合同体系中分离出来。不过，国家干预只是矫正当事人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状况，并非要完全改变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劳动合同仍然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契约，与雇佣合同在原生状态下是相同的，因而，劳动合同只是民事合同的特殊形式。[5]劳动合同法与民事合同法的关系，应当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对于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而民事合同法有规定的事项，在不违反劳动法基本原则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事合同法的规定。[6]而从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来看，在劳动力市场化的前提下，基于劳动合同所建立的劳动关系，就是一种以劳动力使用为客体的双务合同关系，其中，用人单位负有工资支付义务，而劳动者负有劳动给付义务，这两种义务呈对价关系，即一方的义务相对于另一方便是权利。这种权利义务结构符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行使延时抗辩权的基本要求。另外，从法理上讲，劳动抗辩权的行使既符合民事合同法所要求的公平原则，也利于劳动者权利保护这一劳动法主旨。

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劳动者通常负有先为劳动给付义务。如用人单位丧失工资支付能力或有丧失工资支付能力之虞，劳动者可按我国《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只与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能力有关，而与其主观是否有过错无直接关系，不过，如用人单位为逃避工资支付义务有转移财产和抽逃资金之类行为的，不管实际是否达到目的，都可被视为已丧失或可能丧失工资支付能力，劳动者就能够以此为由行使不安抗辩权。当然，由于劳动合同是继续性合同，工资是按期发放的，如《工资支付暂行条例》就规定工资可每月支付，也可按周、日或小时支付，那么，在一个支付周期结束后，在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下，除非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延期支付工资，劳动者可按《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如用人单位因经营困难而拖欠工资的，在用人单位不能提出有效解决措施的情况下，劳动者既可依据《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也可按《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所负有的其他义务，如劳动保护义务，无论源于劳动合同的约定还是法律的规定，与劳动给付义务之间都不呈对价关系，因而，当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这些义务时，劳动者不能适用《合同法》第66至68条的规定对其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

(二)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第14条就规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又未积极治理，严重影响职工安全健康时，职工有权拒绝操作。”我国《劳动法》第56条则明确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这里的“违章”是广义上的，包括违反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等。“强令冒险作业”通常是指用人单位采用各种逼迫手段要求劳动者从事危险性较大的作业。除此之外，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也都作了类似但内容更为具体的规定。

加班加点事关劳动者的健康，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工时立法对加班加点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了加班加点的条件和程序。对于用人单位违反这些规定指示劳动者加班加点的，我国《劳动法》并没有规定劳动者是否可以拒绝服从，然而，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规定:“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应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协商后，企业可以在劳动法限定的延长工作时数内决定延长工作时间，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有权拒绝。”

另外，劳动指示权作为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行为的管理权，易于被滥用。用人单位可能要求劳动者从事法律明令禁止的事项，如安排劳动者生产违禁产品;也可能对劳动者的工作安排明显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如向劳动者提供的并非是双方约定的工作岗位。对于前者，劳动者应当依据有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予以拒绝，而对于后者，属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违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

三、劳动抗辩权行使的主要障碍

在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如下主要障碍:

(一)特定劳动关系的利益化。在理想状态的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根据各自所需进行竞争性的双向选择，任何特定劳动关系都具有可替代性，因此，特定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不会给劳动者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失。然而，在当前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工作岗位成为一类稀缺资源。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既存的特定劳动关系本身就是重要利益，是财产利益，也是精神利益，这使劳动者对特定劳动关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劳动抗辩权的行使容易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正面冲突，从而在双方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心理隔阂。而“劳动契约除财产法上意义外尚有劳雇双方人格信赖关系。”[7]一旦双方的信赖关系不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很难维持下去，虽然劳动者可获得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但不足以弥补因失去特定劳动关系而受到的实际利益损失。

(二)劳动者服从心理的固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实行完全行政化的运行模式，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代表国家行使对劳动者的管理权，其作出的管理决定对劳动者有着极强的约束力。行政化劳动关系的长期存在，使我国劳动者畏惧并习惯于服从管理权威，对用人单位的指令有绝对遵守的心理定式，任何所谓“叛逆”的想法即使是正当合法的，也会遭到本人内心的强烈抵制。虽然，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的推进及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发展，劳动者自主意识不断成长，但是观念更新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其常常滞后于实践的变化。

(三)劳动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劳动抗辩权作为自力救济权，其行使过程中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人的介入，需要由劳动者本人获取有关准确的事实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判断。然而，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信息十分复杂，在违法或违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势必会设法隐匿不利于已的信息，而劳动者作为被管理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又明显不足。

(四)劳动指示权具有扩张性。如前所述，劳动合同具有不完全性，在许多情况下，劳动的具体内容无法由当事人事先约定，要由用人单位因时因地安排;并且，对于不同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需要用人单位进行优化组合以提高生产效率，法律允许用人单位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支配劳动力，因而，劳动指示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劳动指示权的扩张性，一方面使用人单位能够运用管理手段阻碍劳动抗辩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使劳动指示违约或违法与否的界限在一些情况下难以分辨，这样，劳动者对劳动指示权进行抗辩有时就会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

四、劳动抗辩权行使的法律效力

劳动抗辩权是劳动者可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其行使并非是违法或违约，无需承担违约等法律责任，用人单位也不能据此解除劳动合同。[8]此即劳动抗辩权行使所产生的基本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劳动抗辩权，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拒绝原本都会构成违法、违约或违纪，但因为有劳动抗辩权的存在，拒绝行为就得到法律的肯定而不承担法律责任，用人单位也不得对劳动者采取任何报复性措施。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约”，而《安全生产法》则规定:“对于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将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作为劳动者享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之一，并规定:“因劳动者依法行使正当权利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终止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其行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