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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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贯彻实施《防震减灾法》加强城乡建设抗震防灾工作的通知

建质[2009]42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将于2009年5月1日正式施行。根据中国地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民政部、卫生部、公安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的通知》（中震发〔2009〕37号）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为使各地建设系统更好地贯彻实施《防震减灾法》，做好城乡建设抗震防灾工作，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认真学习宣传《防震减灾法》

　　地震是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害面广、难以预测等特点。我国是全球大陆地震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08年我国的地震活动数量多、分布广、震级高、损失重，除汶川特大地震给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等地造成重大损失之外，新疆、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地还发生了15次破坏性地震。据预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地震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地震灾害的潜在威胁。

　　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是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涉及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等多项工作内容。《防震减灾法》明确指出，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经济综合宏观调控、建设、民政、卫生、公安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要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对城乡建设抗震防灾工作的领导，加大对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的学习、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的法律意识，做好城乡建设抗震防灾工作。

　　二、贯彻《防震减灾法》，健全和落实城乡建设抗震防灾管理制度

　　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各地要结合《防震减灾法》的实施，深入贯彻《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和《建设系统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落实城乡建设抗震设防的各项管理措施。

　　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研究新形势下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设施抗震设防管理工作的体制、机制，适时将成熟的城乡建设抗震防灾管理制度以法规、规章的形式确立下来，推动地方抗震防灾法规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城乡建设抗震防灾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

　　要在加大普法力度的同时，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定期对建设系统实施《防震减灾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不断强化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三、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必须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标准进行抗震设防

　　历次国内外震害表明，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抗震设防是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最积极、最有效的手段。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提出了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技术措施；现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将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类别提高到重点设防类。这些规定是对《防震减灾法》上述条款的具体落实。各地要严格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加强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管理，相关地方标准不能与国家标准相抵触。

　　在新建、扩建、改建工程中，建设单位要对建设工程抗震设计、施工的全过程负责，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要对相应的抗震设计、施工质量负责。设计单位要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抗震设计，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选用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

　　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建设单位要在初步设计阶段报请省级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对按照《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要求应做抗震专项论证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在初步设计阶段组织专家进行抗震专项论证。施工图审查机构要把抗震设防作为设计审查的重要内容，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抗震专项论证结论进行施工图审查。

　　四、继续做好现有工程的抗震鉴定与抗震加固工作

　　抗震加固是提高现有工程抗震性能的重要措施。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扩大并进一步明确了应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的建设工程范围，要求对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重大建设工程，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建设工程，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和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建设工程，进行抗震性能鉴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既有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设施的抗震性能普查，切实加强抗震加固工作。要在保证原有抗震加固经费渠道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的既有工程抗震设防管理与抗震加固的新思路。

　　五、强化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和镇、乡、村防灾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工作

　　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明确提出，城乡规划应当根据地震应急避难的需要，合理确定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统筹安排地震应急避难所必需的交通、供水、供电、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和镇、乡、村庄防灾规划是城乡规划的专业规划，是城乡建设抗震防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编制和实施抗震防灾规划和镇、乡、村庄防灾规划是提高城乡综合抗震能力的有力保障。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城乡规划法》和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的有关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和《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中关于编制与实施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和镇、乡、村庄防灾规划的规定，加快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和镇、乡、村庄防灾规划的编制和修编工作。有条件的城市，要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技术，按照建设数字城市的要求，积极开发建立城市数字抗震防灾系统。

　　要把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和镇、乡、村庄防灾规划纳入城乡规划一并实施。在推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地震应急疏散通道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以及重大工程和易产生严重次生灾害工程的规划选址。市政公用设施的布局与设置应当满足抗震和震后迅速恢复供应的要求，防止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通过规划的实施，切实提高城乡综合抗震防灾能力。

　　六、加强城乡统筹，提高村镇建设抗震防灾能力

　　长期以来，农村房屋特别是农民住房抗震设防一直是薄弱环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建筑、中小学校、统建住宅和其他限额以上工程的抗震设防管理，严格要求按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进行抗震设计和施工，杜绝无证设计、无设计施工和无抗震措施工程。

　　要积极组织开展农村民居实用抗震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推广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经济适用、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要加强宣传指导，加大对《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的宣贯力度，积极开展基层工匠技术培训，通过编印农民住房通用图集、建房知识读本（挂图）和示范工程建设，向农民普及建设技术与抗震知识，引导农民建房时加强抗震设防措施，逐步提高农村村民住宅抗震设防水平。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以贯彻实施《防震减灾法》为契机，加强抗震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强化抗震防灾管理工作，特别要加强对新的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和灾区恢复重建项目的抗震设防监管，为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高我国城乡建设的抗御地震灾害综合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从一起强奸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酌定不起诉

黄燕 张振毅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天津市大港区检察院助检员）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酌定不起诉 自由裁量权
【内容摘要】：由一起强奸案展开，介绍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优点，以及现存的问题，进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
一、 案情介绍
2001年初，50岁的被告人王某某在某市场卖菜，偶遇在外流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40多岁的丁某。王某某见其以垃圾充饥，衣着破烂，便生出恻隐之心，将其带回家中，为其提供食宿，照料有加。王某某还到村治保那里说：“我就把她当老伴吧！”（注：王某某系独身一人）于是，二人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同居生活，期间，王承认多次与丁发生性关系。经鉴定，被害人丁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受到侵害时，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据此，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与丧失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二、 本案引发的思考
这则案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不存在问题，出于对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权利的保障，《残疾人保障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本案的被告知道被害人有精神病，却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其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强奸罪。
但笔者面对这起案件的判决却无法生出被告人罪有应得，法律惩罚了罪犯，维护了精神病人权益的想法。相反，笔者对这起案件在程序与实体上处理的必要性和最终的实效表示怀疑。该案的被告人平时并无恶习，将被害人领回家中主要是觉得其可怜，在与被害人非法同居的一年中，对其也是照顾有加，并有将被害人作老伴的想法。可见，在其与被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上，被告人并不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性，其行为虽已构成强奸罪，但由于存在着以上情节，应属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相信法院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才对被告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强奸罪，刑法规定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本案中，法院对被告判处三年徒刑是本罪的幅度下限）。但是，这一判决终归是将被告投入监狱，一方面，在这不长不短的三年中，被告能否在思想上真正认可和接受对他的这种惩罚，从而洗心革面，我们无法肯定；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把一个本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一个受刑者，加重了本来已经饱和的监狱承载力；这一判决还直接造成如此后果：被害人再次陷入无人照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即使其可能会被政府送到精神病院收容，但与被告人曾经给予她的那个正常生活环境相比未必优越，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负担。所以，笔者认为这一判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所起的积极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法院和检察院在本案中的所做还容易给人一种就案论案、生硬执法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众误解。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一种非刑罚的方式或许较之刑罚处理结果会好许多，也可以避免诉讼中检察官和法官均认为对本案的判决社会意义不大但仍然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情形。那么，如何以一种非刑罚的程序或制度来处理类似这种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而不再将其提起公诉，却仍能保障处理的实际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自然落在了我国目前的不起诉制度上了。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
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理性思考的选择。首先，随着人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强调有罪必罚、从而有罪必诉的诉讼观逐渐让位于把预防主义的刑罚思想以及非刑罚化、轻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目的性，实现具体正义的诉讼观；其次，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社会注重特殊预防的倾向，即在追诉和适用刑罚时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特性，以实现刑罚个别化，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第三，由于大量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恶性后果，使得不论犯罪轻重，有罪必诉的法定起诉主义的适用价值也在减弱；最后，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①的观念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经济成本，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对犯罪有选择地进行追诉就成了一个降低诉讼成本的很好选择。
我国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将其取消，而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几年过去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问题是适用率低，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4.2%，1998年为2.5%②，而其中的酌定不起诉比例更低；另外，其适用对象也比较单一，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以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为例，1999年该院对6件13人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为4件9人③。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传统的法定起诉主义，有罪必罚的刑罚报应观的影响。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先行确定，使我国的公众包括司法人员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起诉便宜主义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益、特殊预防等特点；而有罪必罚、必诉的观念使许多人将酌定不起诉视为是对犯罪的恣意放纵。在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往往把不起诉的案件多少作为年底考核评比的内容，不起诉率为零成为优秀的重要指标；在向人大汇报工作时，检察机关也是尽量避免出现不起诉的案件，甚至压低不起诉率，其原因就是许多人大代表认为不起诉会放纵犯罪，是对犯罪打击不力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人大对检察工作的表决通过。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刑罚控制观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检察院不愿意适用不起诉，以免自身遭到指责和非难。
（二）检察官的素质成为影响不起诉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因此其适用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由裁量者——检察官。由于我国以前存在的对免予起诉大量滥用的先例以及目前仍需提高的检察官素质，使得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这包括对不起诉适用程序的严格规定，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而笔者认为这以文件有违反法律的嫌疑，它使一个任意性规范变成了一个强制性规范。）
（三）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两个条件，而一般人又将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为罪名轻、量刑也轻，因此这种狭窄的酌定不起诉条件，是无法充分发挥不起诉的作用的。
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变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的范围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这种限制在我国司法现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其的理解却不能太狭窄。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像刑法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我国一般将最高刑为3年的犯罪视为轻罪）。另外，笔者认为不应该将不起诉的条件限定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在求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量刑权的自由裁量，因此根据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的具体情节，不予追究更有利于其改造，从而也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时，就可以不起诉。所以笔者建议将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放宽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并无实益。”
（二）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的适用程序。复杂的不起诉报批核准程序影响了不起诉的效益，提高了不起诉的难度，因此检察机关要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拟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应当告侦查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可能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这既可以保证不起诉的质量，又能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同时让当事人真正了解和接受作不起诉的原因，减少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而产生的缠诉现象，解除了检察机关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和落实对不起诉的监督、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救济、监督程序，如对不起诉不服，被害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等等。这些规定必须得到全面的落实，例如，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时，证据的转移和收集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帮助解决，才能真正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不起诉的监督还可以采取上级机关不定期的抽查制度、公开审查制度，即对存在较大争议并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经检察机关审查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案件等除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一般公众参加，让他们了解案情，发表意见。
参考书目：
① 波斯纳 著《法律经济分析》，美，Little brown 公司1972年版，第1页
②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陈光中 汉斯—约格阿尔布来希特（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第168页
③同上，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