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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网络文化成为预防贪污腐败的防火墙浅谈对网络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钱诚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一切制度的设计都将人性假定为其为潜在的“腐败者”，这也就导致了政府在制度的建设同时不可避免的需要防范腐败，遏止权力寻租的空间。随着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导向性作用越来越大，廉政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计算机网络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网络文化对廉政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一张“舆论之网”，成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传播媒介。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数据表明：2007年初，中国网民总数已突破1亿，其中使用宽带上网的人数为5843万，36岁以下的用户占网民总数的78%，随着公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对贪腐的憎恨和对廉政手段和制度的建设已经成为网民们讨论的热点，在这一现状下，如何建立一个正确的舆论引导，让网络成为有效预防贪污腐败的防火墙，宣扬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廉政文化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从公务人员实施职务犯罪的心理原因入手，从公民法律信仰的树立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构建上寻求突破，引申出对我国当前网络廉政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点——正确认识公务人员职务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

　　传统的廉政文化建设通过树典型引导公务人员保持职务的廉洁性，做到“廉洁、勤政，恪己奉公”，企图通过道德说教、良心自责和舆论压力的使公务人员成为道德的模范，然而这一模式却忽视了人性贪婪、自私的劣根性及环境的影响。品德是人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人们按照“克己”和“利他”的方面建立自我调控的机制。当人的品德由于社会化程度不足或经历了错误的社会化产生缺陷，就意味着自我调控机制的缺乏 。大多数职务犯罪行为人正是因为私欲的膨胀，在大量的“寻租”机会面前无力抑制自己的欲求冲动，最终使犯罪意识外化，从而走上犯罪道路。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公务员职务犯罪绝大部分表现为继发性的渐变型的犯罪形态 ，通常行为人在工作初期表现良好，没有明显的缺陷表现、甚至因表现优异而受到领导重视，业绩明显，但随着权力的扩大和“寻租”机会的增加，在工作后期，受到外界刺激和不良环境影响，原先存在的道德、法律意识缺陷暴露出来，价值观念动摇，心理上受到利益分配不均和投机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犯罪决意。有学者将其过程概括为强烈欲求于满足方式的选择、品德缺陷和抑制力的缺乏、犯罪意识的萌发和形成三个阶段。
　　由此可见，公务人员职务犯罪心理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内外作用的过程，主观上行为人内心价值观念扭曲、自我优越感和自卑感相互交织，客观上由于环境变量导致的寻租机会增多、利益分配不平衡，从而导致犯罪动机的萌芽。了解了这一犯罪心理特征有助于我们探求廉政文化建设的应然基点。事实上，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就在于多数人的认同和自觉接受。仅仅依靠榜样的力量难以熄灭行为人内心“欲望的火焰”，而警示教育又往往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在“寻租利益”的巨大诱惑下，身不由己成为多数人犯罪的借口。在惩罚制度约束的前提下，道德的规范作用也就凸现出来，廉政文化的有效途径并非事后预防教育而是事前的引导和控制、以形成较大多数人接受的道德约束机制，这就需要寻求一个可以广泛汇总信息和迅速传播文化成果的舆论平台，而网络正是“廉政文化”一个合适的传播载体。

二、网络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关系——载体和目的有机结合

　　在百度、GOOGLE等世界著名搜索引擎键入“网络文化”，得到定义：所谓网络文化，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由此可见，网络文化是物质文化的信息化表现，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一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化形态，其必须与实体文化有关。网络承担“信息流”的沟通，如果不与实体文化以及现实文化融合起来，它只能是一个空架子。廉政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种实体文化，在网络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下，廉政文化也离不开网络这一最活跃、争夺最激烈的新型载体的参与，廉政文化必须渗透在网络文化中，形成更有影响、更有效果的网络廉政文化，以促进廉政事业的发展，廉政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关系就其实质是实体和载体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进程中，网络文化对廉政文化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网络提供了廉政文化的新型载体

　　作为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把网络引入廉政文化建设事业中，拓宽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通过电子信息的传播，使传统的廉政文化拥有了“隐形的翅膀”，打破了原有的地域和信息收集速度的限制，使得廉政文化在宣传广度上得以扩大，廉政文化倡导的廉政理念随着网络得以发展。作为廉政理念传播的载体，网络文化反映了廉政文化对于道德的价值追求，引导公务人员通过相互的沟通、信息的交流和实例的警示疏导心理压力、正确处理好利益和道德、自我价值的关系。

（二）网络丰富了廉政文化的内容、节约的廉政工作的成本

　　网络作为现代科技运用的成果，其在信息的表现方法上更显突出，运用多媒体的方式，相比较传统廉政文化的建设更加丰富多彩。传统意义上的廉政活动多为会议、报告或资料片、宣传手册的形式，内容单一陈旧且成本较高，而网络综合了报刊、广播、电视、图书、录音录像、户外宣传等其他现存的媒体优势，一方面它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廉政信息以及成果，使得国内外的廉政文化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汇总；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传递扩大了廉政宣传的范围，节约了廉政建设的人力和财力，同时，网民们建设性的观点也为廉政文化出谋划策，进一步开拓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新思路。

（三）网络文化更有效的实现党风廉政建设的目的

　　廉政文化的目标，就是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根本出发点，从影响和谐社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入手，从价值取向、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层面，扎实有效地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做到廉政文化与和谐社会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频共振，达到异曲同工之效。
　　廉政文化的核心是党风廉政建设，而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群众利益。网络文化的介入使得网民们对于这一目的是否有效实现更有发言权。网络上的文化信息传输是多源的，具有交互性。一方面，通过政务公开和现实中的工作作风，网民们可以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网络廉政文化的建设也融入了互动的性质，公务人员可以倾听公民对自己工作的不同意见，不断完善和改进自己的工作。通过交流与沟通，增强了廉政文化宣传的辐射力，使廉政文化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当然，由于网络海量的信息，其在积极推进廉政文化的同时，也会给廉政文化以不良的消极影响，网络不良文化对廉政文化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网络文化中垃圾信息的传播，具有量大、快速、隐蔽等特点，给廉政文化的建设设置了重重阻力，对廉政行为规范的形成产生巨大冲击，这就需要明确网络文化正确的政治导向和理论基础。

三、网络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公民法律信仰的树立和国家反腐败的制度构建

　　今天的网民们已经不再把网络看成是一个单纯的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一种思潮。建造网络其实是建立了一个物质的星球，网络社会的出现是在网民通过资源的使用传播建立的各种网上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网外关系，网络社会是一个不同于网外社会的社会，这个社会受到网外社会的影响，同时有很多网外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网络社会出现前后网外社会的特征。网民发现他们自己要在网上发明一系列方式去表达网民的情感及网络社会的网民生存中悟出的哲理，这些方式是在网络出现之后出现的，完全不同于已往网内外的文化表达方式，此时网络文化才以一种单一的文化存在，这也就成了网络文化一个鲜明的特色。
　　网民们对于贪腐现象的讨论多归因为制度的不健全和行为人的贪欲。事实上贪腐的根源在于行为人对于法的威慑力的缺失和在信仰上的迷茫。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话道出了人类的宿命：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种种社会关系的枷锁，法律正是这样一个与人类共存的枷锁之一，而一旦突破这一枷锁，也就完全超越了公民所能接受的道德底线，笔者认为解决贪腐问题应该至少从以下两个基点着手：

（一）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这里，法律的权威值得思考，因为对一个社会的法律渊源来说，唯其受到人的信仰才有权威，而法律只有权威才值得人们信仰，把这一难题推到廉政文化的建设中会出现两难的选择，是首先树立法律的信仰，还是树立法律的权威呢？问题很清楚，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即使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职务犯罪预防体系，完全的杜绝职务犯罪也难以得到实现，但法律没有权威，法律信仰难以确立，通过贪腐敛财的行为人不得到有效惩治公民又如何能信仰法律从而自觉遵守和维护之呢 ？而现状是对于贪污腐败现象，一方面网络的盛行导致了新闻报道更为及时也更加多样化，媒体对于巨贪的报道增多，职务犯罪的行为人级别和涉案金额频频被刷新，另一方面，网络观点庞杂，有的网民对于犯罪行为进行了比照，盗窃三万元可能入狱三年，贪污三万元却有可能不作为犯罪处理，现实的状况让人感到法律的执行和公平性没有保证，法律并没有权威，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信任法律，当然这是对法律的一种错误理解，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网民的心态。可见，网络廉政文化的建设，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法律的权威的必须树立，这需要立法的保护，通过制度的设计提高“寻租成本”，同时，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加大法律宣传，这种宣传既应包括对公务人员职务廉洁性的倡导，也应包括对普通公民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倡导上，建立一个“愿望的道德”和“和谐的道德”，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最后达到对法律的信仰。

（二）利用网络载体，做好廉政和普法宣传工作的制度构建

　　廉政文化是普法的文化，宣传的文化，作为法律消费的主体，对于公民的法律宣传不可忽视。重视法律传播和法律教育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明代朱元璋在审阅《律令直解》时就曾反复叮嘱官吏：“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意，颁之郡县，使之家喻户晓。”清代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则强调。平居将颁行法律，条分缕析，讲明意义，见法知惧，观律怀刑。”为了贯彻市民学法、知法，守法，《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在“吏律”中明确规定了“讲读律令”的具体要求 。近代中国，普法工作也被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树立反腐倡廉的廉政文化理念，要求在法律消费体系构建的同时不可忽略对公民的法律宣传和教育。网络廉政文化体系的不断完善，要求将廉政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其中法律宣传应当重实效和长期性。具体而言应该做到：第一，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基础是做到法律公示的具体化，比照现行法，网民们可以明晰什么行为应该受到怎样的制裁，一方面提升公民的宪政意识，另一方面从廉政文化的角度考虑，也能发挥多数人的力量，做好预防职务犯罪的最广泛的社会监督；第二，网络廉政文化的传播要加大宣传机构的建设。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意志需要有专业机构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廉政文化的传播是一个专门性、长期性的工作，因此，需要有专门部门进行统一规划领导；第三，网络廉政文化建设要克服过去阶段性、短期性的特点，不是作为一个口号，而是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的坚持下去。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廉政文化的建设也不能单纯依靠网络的载体力量，还需要深入群众中去，将现场宣传和网络宣传结合起来，更好的配合廉政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四、廉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让网络成为预防贪污腐败的防火墙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廉政文化的传播也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进程，那么在网络时代，如何充分运用网络文化这一载体，大力倡导反腐倡廉文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形成不愿腐败的社会氛围、不能腐败的制度规范、不要腐败的网络体系，真正从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角度来建设和谐的网络廉政文化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营造良好的网络廉政文化氛围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意识领域，也给公民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面对形形色色的物质利益诱惑和趋利避害的人性弱点，贪腐的心理还是从社会意识形态中萌芽，虽不占主流，但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民众性，起着较强的反作用。因此，要大力提倡廉政文化建设，就必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契机，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廉政文化氛围。第一，要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进一步加强各类廉政网站的建设。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党风廉政互联网站建设，让廉政文化不断渗透到网络文化中、渗透到各个角落，要倡导有关部门尤其是纪检监察部门在网上建立专门的廉政宣传主页和廉政网站，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廉政文化的合力。第二，要有重点的创造廉政文化的典型。要多用廉政文化的精品去占领网上阵地，同时加强网络与现实的互动，结合网站建设和网络讨论，积极开展各项廉政活动，在网络文化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廉政文化，通过网络宣传教育，营造积极向上的廉政文化氛围，实现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追求廉政目标的信心。第三，要有重点的加强对公民价值观的引导，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宣传质量，及时了解网上信息。要切实的了解广大党员干部和公务人员的心态，从预防做起，要积极树立正面的廉政典型，有效引导行为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对法律权威的畏惧。
民事诉讼调审分立略论

漳平市人民法院 陈龙仁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近半个多世以来，调解工作在我国的革命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调解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取得了举世瞩目展开的成就，被誉为“东方经验”。然而，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司法实践中“调审合一”的调解制度亟待改进。
一、对现行调审合一制度的分析
早在新民主义时期，我国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的法院就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纠纷。此后，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主旋律，审判实务中绝大部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是通过调解解决的，与注重用判决手段解决争讼、围绕着判决的获得展开程序的审判方式相比，这一审判方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调解作为处理民事诉讼的优先目标和首选方式，尽量采用调解办法解决争讼，调解实在无望，不得已时才动用判决；第二，把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协作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审理案件时不局限于眼前的纠纷更注重双方的长远关系和整体利益，并以此作为劝导当事人发扬风格，谅解让步的理由；第三，把说服动员作为主要工作方法，要求法院处理案件时深入细致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劝说当事人接受调解和协商解决纠纷；第四，调解结果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只要分清是非责任，处理结果不必像判决那样受实体约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立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将民事诉讼调解原则由“着重调解”修改为自愿、合法原则。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中调解与判决已无轻重之别，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但是，从新法实施以来的民事、经济审判实务看，调解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在审判实践中，调解有被愈来愈张化的趋势，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调解可以缓解案件急剧增多和法院处理案件的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一直呈巨幅增加之势，而各级法院的人手又相对不足，这就使案件多而办案人员少的矛盾日趋突出。为了缓解上述矛盾，法院必然会偏重调解这一省时、省力、高效率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尤其是通过调解，可以使大部分案件终结于一审，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二审法院面临的压力。
（二）法官更倾向于采用调解结案的方式，与判决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以完成院里规定的工作量。现在大多数法院都实行工作量制度，法官的办案数量不仅与他的经济利益相挂钩，还直接影响到法官今后能否升迁升职。而为了能多办一些案件，法官必然选择速度快的办案方式，相对判决而言，调解是一种既省力又高效的办案方式。判决要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办，所用时间必然会多。调解在程序让相对灵活，所用时间要少。并且，制作调解书也比写判决书省力得多，同样的案件，调解书只要几百字，而判决书则要数千字乃至上万字。
其次，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作出困难的判断。在审判实践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待决案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调整，也就是说法律存在着漏洞，而法官在依法作出裁判时又必须在判决中充分说明法律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之下，采用调解处理则既安全又省力。《民事诉讼法》并不要求法院在调解书中说明调解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在此，只要能够说服当事人妥协让步，达成调解协议，一切困难便可迎刃而解。
再次，调解是一种风险小的处理案件的方式。对于法官而言，采用调解方式要比采用判决方式承担的风险小得多。判决不仅速度慢、周期长、费时费力，而且很可能引起当事人一方甚至双方不服，这意味着一审法官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而调解则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既不属于本院院长和上级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范围，又不属于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又极少发生，所以，相对于判决而言，调解是一种风险很小甚至可以说是无风险的处理案件的方式。
（三）多数当事人同意达成调解协议
民事诉讼调解的成功归根结底需要双方当事人同意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同意调解解决的原因有很多，一种是因为关于争讼案件的法律、政策不甚明确，或者是合同订得不完善、不明确，这类案件的前景不甚明了，双方当事人对胜诉都无把握，因而宁愿放弃部分主张，达成一项折衷的调解协议。
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案件是原告在事实和法律都有充分理由，完全能够胜诉的情况下接受调解的。原告在此情况下放弃部分权利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官的再三劝说。在法官的反复劝说下，有的原告感到拒绝调解太不讲情面，更多的则是担心得罪了法官会导致对他不利的判决。二是担心判决得不到执行。执行难是当前审判实务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而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从理论上说会自动履行，因而原告至少可以期待被告自动履行而不必通过执行。最后是出于缓和或保持原来的考虑。当原告与被告原来就存在更多的经济上的好处，但协作关系会因此而破裂，所以，原告一般愿意接受调解，放弃部分权利以有利于将来和睦相处和保持合作关系。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对民事诉讼调审合一制度保持稳定性所起作用的大小显然是不同的。由于司法者的态度往往决定着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命运。故此，我们认为法官的调解偏好是这一审判方式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民事诉讼调审合一制度未曾改变，法官一般都会优先选择调解。
二、调审合一制度的不足之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事诉讼调审合一的审判制度已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并与我国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不太适应，现行的调审合一的审判制度亟待改革。
“调审合一”制度软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造成了审判行为的非规范化。
在当代社会，司法权无疑是最重要的权力之一。然而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故此需要对权力进行约束。而约束法官的方法除了职业道德教育，对违纪行为的惩罚等，最有效的莫过于诉讼的程序的约束。细致、严密的程序规范限制了法官对权力的滥用，为案件的公正审理提供了保障。在“调审合一”的制度中，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因为调解本身就是一种灵活的，非程序化的处理案件的方式，调解反而难以发挥其功效。在法官素质、社会风气、监督机制存在问题的情况下，程序约束软化必然产生多方面的负面效应，造成法官行为失范和案件处理的无序。此外，“调审合一”制度可能导致了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审判权的滥用。民事诉讼法为法院调解设置了合法原则。而所谓合法原则一是指法院调解的程序必须合法；其二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实体法的规定。面对“调审合一”制度，法院在调解中可以只是了解案件事实的概况，而不必把事实查得十分清楚，甚至只要当事人同意，还可以缩小案件事实的范围。因此，调解协议在实体合法问题上有相当大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软化乃至取消了实体法对调解结果的制约，为少数法官利用审判权谋私利打开方便之门，并加剧了隐性违法行为的发生。所谓的隐性违法是指从表面上看，当事人作出自愿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因而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法官在调解中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用其判决权和影响力迫使另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于是，便在合法的表象下达成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调解协议。
“调审合一”制度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
为了保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诉讼程序合法，《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制，赋予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和某些裁定提出上诉的权利。实际上，上一级法院的监督作用不一定要通过第二审程序的实际发生来发挥作用，仅仅是上诉可能性的存在就足以促使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做到严格执法。但在“调审合一”的制度下，法官在调解时难免思想会有所放松，尽管争议中的一些重要案件事实还不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是非也尚未明确，有些法官也照样敢无原则地“和稀泥”；尽管有的调解协议明显地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些法官为尽快审结案件，也照样会反反复复地劝说当事人接受。市场经济提高了法院在我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但同时也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显然，“调审合一”制度是无法适应这一要求的。
三、建立“调审分立”制度之分析
从以上两项分析可以看出，“调审合一”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对现行的“调审合一”制度进行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调审分立”制度。将调解与开庭审判实行人员、职能、程序诸方面的分立。即第一，在审判业务庭内部设立调解组及裁判合议庭，或在审判长主导负责下调解与裁判法官人员上明确分工，确保主持调解的法官不参与审判，参与审判的法官不介入调解。第二，对调解组织或法官确定以下职责：相关程序性的送达、通知、谈话、征求意见；调集交换证据和组织听证；了解争议焦点及当事人的思想动态及时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诉讼保全、公告、鉴定等事项；召集和主持调解；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做好开庭前期的全部工作后移送开庭审判，也即必须全部完成开庭前法官助理的所有工作。裁判合议庭或独任审判法官接到案件后立即安排开庭，除少数矛盾可能激化的案件外开庭前不与当事人、代理人接触，不受外界干扰，确保居中裁判。第三，调与审在诉讼程序及时间阶段上的彻底分立。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合议庭或独任审判法官只开庭裁判，不再组织调解。如遇开庭审理前或审理中当事人请求调解的，应当允许，但法官亦应采取当事人主义原则，让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审判人员不加干预，不发表个人或合议庭意见，始终保持中立的地位。
建立调审分立制度有着十分积极意义，一是可在不违背现行法律对调解及审判的有关规定的合法状态下实施。并符合司法制度改革发展的趋势。二是能形成强调解、精审判确保公正与效率得以实现的民事审判新格局。强调解，即法院可以投入较多的力量，加强民事调解工作，强化调解功能作用的发挥，将大部分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利于社会稳定。精审判，即选择政治强、业务精的法官专职坐堂审判，使案件得到及时公正的裁判。三是有利于监督和规范调解行为，促进司法民主与文明。由于调审分立打破了“调不了我就判”的旧机制，主持调解者受到当事人及裁判程序的监督制约，调解活动更为规范，调解主持者的言行更审慎，更能在探索调解艺术、提高调解水平与能力上下功夫，法官的文明形象也得以提升。四是有利于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法官核定员额、配备法官助理打下了工作基础。调与审的分立，实质上也是对法官、法官助理工作职能上的分工。这也能为民诉法等法律的修改完善作有益的探索。
四、几点建议
实行调审分立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但同时也要看到，实施这项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产生延误审限及重复劳动造成诉讼资源浪费的弊端。为此，必须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并将其落到实处。
（一）是要落实以审判长为核心的审判组织责任制，在审判组织内部进行人员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合议庭内部，由审判长对调与审的人员进行合理分工，调节平衡两者之间的工作量，防止劳逸不均及相互推诿扯皮。书记员兼顾调与审的辅助工作，可减少流转手续和便于程序之间衔接。
（二）是建立调与审之间责任明确、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并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对调解不成而移送开庭审判的案件，案件调解承办人必须全面完成庭审前的准备工作，也可以对案件的事实、性质及适用法律和有关注意事项提出个人意见供裁判法官参考，为开庭审判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裁判程序对调解程序进行监督，审判长对调与审的工作质量、工作进度全面监督。
（三）是必须严格限制调解周期。对当事人放弃答辩及举证期限要求的、需要答辩或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及需要公告、鉴定的，分别确定调解阶段的最长期限，以保证留有足够开庭审判的时间。同时，立案庭应予以密切配合，在立案时即可征询原告有无调解及愿否即时调解等意向并记录在案，为案件及时调解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