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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法学教育的思考——并浅谈中国法学教育

胡晓东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教育的关注是一个社会在文明状态必须不可轻易放松的。中国人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坎坷，对教育的实践和思索有了可之的回溯的素材。对一个世纪的教育的研习实践与战乱并存的状况可以用历史的方法来获得，对实行了半个世纪相对变化较小的现行制度的探讨则是时下教育届热忱关注和广泛摸索的对象。各种报刊杂志几乎都参与到这一潮涌中来，仅从《南风窗》这一半月刊的期刊中就可以看到多篇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探讨的文章。如第211其所作的独家策划：大学之道，组织四篇佳文来述析教育的课题；在第213其又以评论的形式以述美国大学的生财之道，试以他山之石作明鉴来构建自己的有效范式；于第216期中又对MBA的躁动热潮作出针对性分析，以期给人们清清火、醒醒脑；在第220期中刊载“高教“宽进严出”可能吗？”的文章，探讨其可行性；在第222期又作独家策划：“教育，为什么”，对现行的政策作以省思；及第224期中的热点探析：中国高教的三大软肋，等等。而在《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的六大板块中教育专栏占其一，对教育的投入、精英教育、私立教育、教育制度等方面予以研讨，以期为教育的合理有效发展出谋略。
在读过诸多使人深思的篇文后，回思自己是一刚入法学研习之门的后学新生，一种对法学教育的思索的冲动由心海萌动而起。又读伯尔曼之巨著《法律与革命》，试图从法学研习的源头寻求些思路以期对现今法学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世纪法学研习制度分析

一

法学是罗马人留给世界的瑰宝，但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即一门科学对待并来传授，则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中。在诸如法律规则和诉讼程序这种法律素材的寻常意义上，法律并不构成一门科学，就如同物质或动物行为不能构成一门科学一样。……法律规则、法律概念、法律判决和法律程序仍然只是素材，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门科学的对立物，但是，法律活动参与者的意识确逐渐达到对这些素材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对关于它们的知识体加以积累的程度，这便有了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某些特性。此外，这门科学，这门关于法律的知识体，被作为法律素材本身的一部分加以处理。理解融入解释，解释融入适用。①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出现是与欧洲最早的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在那里，西欧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亦即一门科学来教授，其中零散的司法判决、规则以及制定法都被与以客观的研究，并且依据一般原理和真理而加以解释，整个法律制度均是以这些原理和真理为基础的。经受了新的法律科学训练的一代又一代大学毕业生进入正在形成中的宗教和世俗国家的法律事务部门和其他官署中担任顾问、法官、律师、行政官、立法起草人。他们通过运用其学识赋予历史积累下来的大量法律规范以结构和逻辑性，从而使各种新的法律体系得以从以前几乎完全与社会习俗和一般的政治和宗教制度魂为一体的各种就法律秩序中脱胎出来。②据伯尔曼所言，大学不仅是法学变为科学的起源之地和初生培养之摇篮，而且是使法学作为实践科学运用于现世并改造现实的人才源库。法律相关的各种素材的日积月累是法律科学得以形成的客观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组织来对这庞杂的资料进行研习和整合，从知识向科学的跨越就会成为难跃之壑。有利有效的外在环境为新生事物的创制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就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起因之一。大学将法律学者——教师和学生——从全欧洲聚拢在一起，不仅使他们彼此接触，而且还是他们与神学、医学以及文科的教师和学生相互接触，并且将他们归入一种行业，或以今天的术语说，归入一种职业。①

二

环境有纯自然的环境和加入人的因素的环境的区别，在一些情况下也许纯自然的环境相当重要，但在研习社会科学方面，环境的人为塑造是处于首要地位和优先考虑的。11世纪晚期，意大利许多城市及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对新发现的罗马法文本进行研究，其中以波伦亚大学的波伦亚法学院尤显兴盛。波伦亚的法律教育制度被移植到了欧洲的许多城市，包括帕多瓦、佩鲁贾和比萨，萨拉曼卡、蒙彼利埃和奥尔良，布拉格、维也纳、克拉科夫以及海德尔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多数大学虽然采纳了波伦亚的法律课程和教学方法，但在组织类型上接受的确是由巴黎大学所开创的模式，在那里，所有4个系-神学、法律、医学、文学-的博士和学生组成一个单一的组织，并服从于一个共同的首脑和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②因此，把波伦亚法学院作为分析的对象来阐释法学研究中人为塑造环境的必要性。
首先，波伦亚法学院的组织形式与当时的大多数情况类同。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延聘一位教师用一年的时间讲授罗马法；所采用的法律形式是教授与学生中的合伙。③但其又有自己的特点。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予……危险，大学生们便基于他们的种族、地理出身结合成许多“同乡会”，……最终，它们联合成两个合作制团体，或称公会，一个由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全体学生组成，一个由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全体学生组成，每个团体均以universitas的形式予以组织；universitas是罗马法上的一个术语，当时意为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用今天的术语讲，便是社团。……（它们）从波伦亚市获得了一分特许状，取得一定的管理权利。……大学的管理机构是一个总理事会，每个“同乡会”都选举两名成员参加该理事会。理事会有自己的章程和权限范围。教授们并不是学生工会的成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即教师会，它有权考试和接纳博士候选人-并收取考试费。……教授们保留了确定他们自己公会成员的权力，但这大约也就是他们的全部权力了。④由资金的缴纳汇集人来管理资金的使用及基于资金等而形成的社团的运作，管理人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合理化的目的有效管理社团和资金。而作为传授知识并以知识的传授获取价值交换的一方，另建社团与资金拥有人社团相对应，也有自己的权利和管理方式。两个相对应的社团相互作用及合作，会使得知识资源和资金资源达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其次，对组织控制的相对自由。教会的统治制度在管理法律教育方面也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除了意大利城市外，12世纪整个欧洲的法律教育都是由宗教权威而不是世俗权威管理的。……但是，历史的看，与此前已经存在的教育机构相比较，比主教控制大学更有意义的是大学对于这种控制的相对自由。……在那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波伦亚大学的教学没有受到教会的直接控制。不过，间接的实质性压力确实存在。……总的来说，波伦亚的法学家们可以对于罗马法中的各种规定自由地表示拥护，无论它们对于皇权和教皇权所表达的观点如何对立。……因此，欧洲各大学自始就把自身确立为教育机构，在那里，教授们能够自由的采纳相互对立的观点。⑤一种绝对的控制就会扼杀自由，自由的扼杀必会带来难以回挽的损失。科学是在自由的状态下不断获取新生的力量，是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击出闪耀的火花。一种绝对化的表述长期的统治于某一区域，必然使得该区域的思想处于一泓死水的状态，学术的倒退甚至消亡就在所难免了。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是处理人们行为与规则的技术和人文融合的专业学科。对人行为的分析是千变万化的，规则的技术性运用与人文世情也是百般不同的，所以必须容许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上的相异性。尽管看法并不一定就代表着判决，因为判决是依据现行的规则，而规则并不一定永远正确。因此，对不同观点的容许和能够自由的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创立这一环境就更显重要了。
最后，组织机构的目的和方向必须明确。波伦亚从一开始便是一所研究生院意义上的大学；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在入学之前已获得了文科教育（通常是在修道院学校或大教堂学校）。……从12世纪开始，接受过文科教育是从事法律、神学以及医学这些新“科学”学习的一个先决条件。①没有目的和方向的行为终会成为低效的行为，而一机构或组织没有了自身的目的和方向也必然演化为低能无效的集体。不仅如此，定立相对较低的目标和苍白的远景也会影响到组织的后续性发展。波伦亚法学院之所以能在中世纪众多大学中独树一帜，并为许多城市所效仿，其为自身所定立的目标并为之作出的不懈努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正是因为波伦亚法学院秉承研究的鸿志，才使得罗马法这一绚丽的玫瑰再次怒放于亚平宁半岛，传播于欧罗巴，并为其后法学传统的复建奠定基石。同时为了研究的底蕴能够确保，其对入学之才的筛选也值得人们思索。

三

有效的组织方式、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给学院的发展创立外因条件；明确的目标赋予攀登者以前路辉光闪耀的明灯。如何登顶摘取璀璨的明珠，而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就是开山之斧。
在波伦亚，从一开始所讲授的内容就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家们于6世纪所汇编的罗马法文本。……这一手写文本由4部分组成：《法典》，又查士丁尼一浅的罗马皇帝们的敕令和决定组成，共12卷；《新律》，是查士丁尼皇帝本人颁布的法律的汇编；《法学阶梯》，这是为初学法律的学生所编写的一本篇幅不大的教科书；《学说汇纂》，其50卷的篇幅包括了罗马法学家就极为广泛多样的法律问题所发表意见的大量摘录。……最初的重点……放在《学说汇纂》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波伦亚、巴黎、牛津以及其他欧洲大学的法律课程扩大了，包括了比载入《民法大全》中的罗马法更多的内容。在12世纪后半期增加的主要新学科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天主教会的教会法。……随着欧洲各个城市、公国以及王国的世俗法律体系的发展——通常得到了那些在波伦亚或其他地方受过训练的法学家的引导——大学课程由于关注世俗法律的现实问题而得到丰富。在分析查士丁尼的法律时，教授们会引入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法律问题，并根据罗马法条文以及教会法对它们加以分析。②其独到之处在于没有一开始就将研习的对象指向现实的规范，而是首先研究一个历史的、被假定为理想的法学汇集。通过深入广博的研究，培养出一批批能够熟练运用这一法学理论的法学人才。当这些人广布各种政权的实务中，并逐渐成为政体的中坚力量，然后把法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现实法律之中就成为水到渠成之必然了。
12世纪法律学校的课程设置第一步是阅读《学说汇纂》的原文。教师朗读——并校改——手写原文的字句，学生们手持他们的（通常是借来的）原文抄本跟随着老师阅读，并作必要的校改。……因为原文十分艰涩，便需要加以解释。因此，读完全文后，教师将逐词地和逐行地对它加以“注释”。……注释分为若干种。有些是对所注释的段落的简短提要。有些是对以被注释文本一部分内容为基础的广泛的法律规则（准则）的阐述。此外，教师们还要通过划分对正文加以注释……最后，教师还要提出问题，通过将一种概括性的学说适用于具体的问题之中而对其加以验证。……除了阅读原文和注释以及通过划分和质疑对它们加以分析之外，波伦亚和其他中世纪法律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还包括辩论，这是指两个学生在一名教授的引导下，以辩论的形式对于某个法律问题的讨论，还包括在教授们和学生们之间所进行的辩论。③这一由浅及深的教学方法会使得学习者循序渐进的掌握所学，并最终达到对知识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使知识的传播和对知识的感悟相互促进。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的形成与这一教学方法不无关系。
12和13世纪波伦亚和其他欧洲大学的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于教学方法的基础是一种分析与综合的新模式，后来它逐渐被称为经院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是假定某些书籍的绝对权威性，它们被认为包含着一种综合性的和完整的体系；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它也假定文本里可能存在着疏漏和矛盾：因而它便将文本的概述、疏漏的填补以及矛盾的解决作为主要任务。在12世纪这种方法被称为“辩证的”，当时这个词的含义是寻求对立事物的和谐。……在法律领域，……分析和综合的经院主义方法都受到了大学的教学方法，尤其是注释原文以及为辩论提出问题的方法的推进。①伯尔曼又用了较大篇幅对经院主义与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关系、经院主义辩证法在法律科学中作用进行阐述，其细节不作多表，仅引其所作结论：经院派法学家创造了一种法律“科学”，这种科学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而不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新的法律科学结合了经验的和理论的两种方法。②

中国法学教育几许思索

在阅析伯尔曼之宏述后，思考国情，动发几想，列于纸上，期有所获益。
其一，对法学教育应在那里开展回想。法学教育应分为法学普及和法学研习两大部类，对于不同的类别应有不同的地方来实施。法学的普及可以在大部分大学进行，在这类大学对研究的精深并不提出较高的要求，而主要在于使法学的机理逐渐渗透到一批批学生的意识之中，通过学生将这种意识向社会推广。故而并不一定要专设法学专业，而是将法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课程设置于相关系科之中。法学的研习应该在有限的院校中进行，以使得学术力量的相对集中，积累和汇集对法学的认识和感悟，达到积重而勃发之效果。在法学的研习之地，不仅有详细的部门分野，而且还有总揽全面的科系设置。并使得相互间能有效沟通，而不产生相互漠视乃至不协作的局面。法学的教育与法的适用具有内在的联系，为此对适用法的部门（如司法部门）在录取与法的适用有关的人员时，必须从高端入手，抬高进入的门槛。这样在对事务的处理中就会逐渐依据法理和理性。
其二，对法学教育之地的组织形式的断想。国家的教育改革已经走到现在，不再是国家出资的教育形式，而是学生必须缴纳相当的学费以获取知识，那是否可以将学生的组织权力给予学生，使得学生自己的组织从学校的管理中获取相对的自由和权利。如果这样也许会使得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够逐渐实现，而使臃肿的行政编制有所缩水；使教学向双向的互动和协作之方向进展，而不是目前的被动接受和填鸭式教学。
其三，对法学教育控制相对自由的设想。科学是在相互碰撞中发展，是在对权威的怀疑性思考中拓展，是在对异端的包容和自由阐述观点而不受压制的氛围中不断完善。自然科学的自由发展往往能为政权力量所认可，人文科学尤其是与政治的关联密切的法学经常会受到所谓主流的抑制。法学教育尤其是法学研习必须有一种宽松的土壤，对其要有包纳百川的大度，使得各种观点如涓涓细流自发地流动，荡起千般的声响。这样，最终的汇集必将成为渊深澎湃的沧海阔洋。现行政治、制度的完善就在于对其不断的思索，而思索就需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现象，这必然带来不同的观点甚至与现行规则相左的内容，如果简单的封杀阻挡，扼杀思想的萌生，必然会是的学术处于死水之态。大学是研习之所，观点的互异性必不可少，为使学术的良性发展，在其研习之地，对各种观点的表述有必要相对自由的让其发展。各种法律制度的多项性讨论争辩有益于对问题的深入性思考，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多种方案以备参考。
其四，对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的期想。就如同伯伦亚法学院所采取的，先寻觅一个研究的对象。当时他们选择了罗马法文本，今天的法学院校的选择就不仅是一个罗马法的文本。世界的多向性融合使得现今能够得到许多不同文化在其里使的长河中所遗赠后人的宝贵财富，为此就有必要将各种文明中的法学相关的内容作为研习的课程。巴比伦文明的《汉谟拉比法典》、印度文明的《摩奴法典》、伊斯兰文明的《古兰经》、西方文明的经典《罗马法大全》等等。当然并不是要求每一个研习者都需对这些有博深的了解，而是根据兴趣之区别作筛选和甄别。同时对自身文明的演进必须作深入的研习，法律在每个民族中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对曾经走过的路的回顾有益于前行的方向感。在对历史的熟悉并能有所感悟后，学习现行的各种法律体系就会有一种豁然开阔的感觉。课程的设置应将历史的、民族的、世界各国的既融合又秉承原有的风格。教学方法对波伦亚所采取的阅读、注释、质疑、辩论方法应引进。尤其是质疑及辩论更应重视，法学必须有一种怀疑的精神和辩驳的思维。现行的教学方法是该予以反思的时候了，创新的缺乏、剽抄的泛滥、学术的湮没等的根本性缘由在哪里是很值得思索的。
①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44
②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43
①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47
②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52
③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47
④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48-149
⑤ 同上P.150-151

①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51
②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52-157
③ 同上 P.155-156
①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57-158
② 参见[美]伯尔曼 著 法律与革命 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P.182-183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审判工作的任务

1962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任务，现就当前对敌斗争中的审判工作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是好的。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治安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但是，只要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对敌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方面，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总是循着时起时伏的规律变化的，尽管敌人的力量愈来愈弱，但他们是不甘心死亡的，总是要乘机进行破坏的。因此，作为国家专政机关之一的人民法院，对于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就必须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准备。
今年以来，特别是6、7月美蒋妄图进行军事冒险期间，反革命案件有所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暗藏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部而进行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要在今冬和明年给反革命分子几次严厉的打击。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加强审判工作，同一切进行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作严肃的斗争，适时有力地惩办他们的破坏活动。当然，反革命案件的多或少，也还存在地区上的差别。在沿边、沿海、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和一部分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反革命活动是比较猖獗的，反革命案件就多些，有的地方这类案件还不多，有的甚至还没有反革命案件。在那些反革命案件不多或者现在还没有反革命案件的地区，人民法院也决不能有任何轻敌麻痹思想，仍然要提高警惕，注视敌情的变化，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夸大敌情，误我为敌的现象发生。
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对于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也有严重的破坏性。他们的活动，又往往与反革命的破坏相呼应。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的同时，还必须着重打击那些重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审判工作在执行政策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同现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中，仍须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进行各种现行破坏，情节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办，在量刑上要依法从重；对那些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依法从轻处刑，有的也可判处管制或作其他处理。
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有一部分是老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些是受海外敌人的派遣或指示，有计划、有目的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有的是潜伏的敌特分子，他们有反革命经验，进行着隐蔽的诡密的活动，是一些毒性最烈的暗箭；还有一些是经过宽大处理后的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他们对当前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或者与敌特挂上了勾，就迫不及待的露头活动。这些人大多数是坚决与我为敌，难于改造的分子。对于他们的处理，就要依法从重处刑；但对其中投案自首的、有立功表现的分子，可以视其情节从宽处理，以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新的反革命分子，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从反革命阶级基础中滋生出来的，有的是劳动人民蜕化变质的。他们的犯罪原因尽管是各种各样，但其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人民法院对这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反革命罪行，或者没有发现他们同敌特有组织联系，就不当作反革命处理。但由于这些案件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处理上就更需要慎重，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要依法从重惩办；对其中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法从轻处刑；对劳动人民和青、少年，因一时误入歧途，有过一些反革命言论和行动的，应当从宽处理，如果情节轻微，并确有悔改表现的，也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对于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案件事实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当前的特点。在过去一个时期，有些案件，看来好象是敌我矛盾，但实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由于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民主生活都有很大程度的好转和改进，在最困难时期存在的许多问题已基本解决，上述貌似敌我矛盾，实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已有所减少，许多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却在利用人民内部矛盾而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就决不能只看现象忽视本质而误敌为我。当然，也不要把在阶级斗争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总之，处理案件绝不要只根据表面现象作判断；一定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反革命犯罪，是具有反革命目的的，否则就不应认定其为反革命性质。例如反动谣言案件，如被告人为了与美蒋的反动宣传相呼应，制造或有意传播各种谣言，进行煽惑鼓动的，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是人民群众由于对当前复杂的形势缺乏了解，没有看清楚敌人的阴谋，以假当真，因而传播了一些反动谣言，甚至作了某些夸大渲染，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再如反动匿名信问题，如被告人是进行政治性的诽谤、造谣、诬蔑或恫吓等，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个别领导干部违反党中央的政策，又缺乏民主，人民群众因不满而写了一些过激言词，对个别领导人进行攻击，甚至某些情节还不符合事实，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政治性的集团案件，情况更为复杂，反革命集团必须是有组织和具有反革命目的的集团犯罪；至于某些青年，由于幼稚无知而组织起来的落后小集团，他们有的也提一些政治性的主张，如果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应认定为反革命性质。以上几种情况，前者要用专政手段对待；后者主要是说服解释和批评教育问题，只是对其中少数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后果的，可以进行行政处理或其他适当的办法处理。对于究竟是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一时难于确定的案件，可以暂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发现新的证据，证明确系敌人破坏再重新处理。
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中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或进行特务活动的，必须依法处理。由于这是目前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当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核准。2．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各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惯盗、惯窃、惯骗分子等，也是打击点，必须依法从重惩办，个别的甚至要判处死刑。同时也要注意，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大量的还是那些罪行不十分严重，情节比较轻微的犯罪。这些犯罪，一般的说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也影响社会治安，有的很容易被反、坏分子所利用，也必须认真、及时地予以处理，防止他们继续发展。但在处理时一般应当从轻。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3．在保证社会安全的前提下，还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少捕、少杀、少管制的政策。要本着不可轻易杀人，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的原则，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重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要坚决杀掉；但死刑要加以严格控制，对于那些罪该处死，还不是非杀不可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杀可不杀的一律坚决不杀。对于那些应该判刑、必须判刑的罪犯，要坚决依法判处；但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用其他办法处理也可收到教育改造效果，群众意见不大的，就不要判刑。对管制案件也要控制，在一般地区，被管制的人数也要比过去少，并且要认真审理，依法判决。三、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为了更好的完成审判任务，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领会这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全面安排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全体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切实领会中央指导阶级斗争的方针、政策，注意防止轻敌麻痹思想。随时注意与兄弟部门互通情报，了解本地区的敌情、社情，并对本地区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根据当地党委的统一部署，把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和法院的日常工作、把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工作，作一个全面安排。基层人民法院还要注意加强人民法庭的活动，使大量的民事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并要协同兄弟部门及时处理一般的违法犯罪案件，以便法院能够腾出必需的力量，正确及时的处理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2．对一切现行破坏案件必须在保证正确的前提下及时处理。对于现行反革命案件和其他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要强调及时惩处，这是因为：可以及时揭露敌人的罪恶活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可以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斗志，有利于对敌斗争；可以及早分化瓦解敌人，促使一些不很坚决的反、坏分子悬崖勒马。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及时，就可以对案件草率处理。一定要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强调及时。第一，案情必须查证确实。这是适用政策和法律的根据，不能马虎。对确定犯罪事实的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核查清楚；某些次要问题，如果影响主要事实的认定，也要查清。第二，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必须履行。正确、合法和及时是一致的，不能离开正确、合法单纯强调及时。
3．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在审判工作上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是丰富的。各地人民法院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必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把案件办好。尤其在核实案情的工作上，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核对证据材料，把事实情节搞清楚，这是审判案件的基础工作。在群众中调查核对事实，要注意不同的意见，一切材料都必须归卷，并且要经过认真研究。审判人员对材料所作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论断，也要记入案卷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4．通过审判活动进行政策、法律的宣传，对分化瓦解敌人，教育群众，有良好的作用。各地人民法院在这方面都有许多好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典型案件召开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大张旗鼓的宣判处理，造成对敌斗争的声势，用以震慑敌人，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调动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今冬和明年的对敌斗争中，在那些反、坏分子活动比较猖狂的地区，主要是边沿地区、大中城市、铁路沿线及其他社会治安问题多的地区的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典型案件，经党委批准，协同兄弟部门采用上述方式，宣判处理一些罪犯，有力地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但要注意，这些案件，除了案情清楚，证据确凿以外，还应该是：现行破坏的反革命案件或有教育意义的重大刑事案件；罪恶大，民愤大的案件。对女犯、少年犯不要大张旗鼓处理，以免影响效果。
法院在提到群众大会上宣判处理的案件，事先一定要依法进行审判，履行各种必要的法律程序。不能以在大会上宣判处理代替公开审判。
5．上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中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应该派得力的干部深入到重点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一面帮助工作，一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作为案例，及时发给下级人民法院参考，帮助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懂得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如何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如何恰当的定罪量刑。并且要随时注意检查，把有益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党委反映，并进行认真地研究总结，该推广的推广，该解决的解决。总结的内容，可以是某种类型案件，可以是某一个方面的斗争经验，也可以是全面的总结。总结经验必须实事求是，有什么总结什么，如实地反映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不得浮夸。但重点应该放在执行政策方面。如果发现漏判、错判案件，应该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6．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法院对于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必须严格执行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除了按照规定报请党委审批案件外，还应该经常向党委反映情况和意见，定期报告工作，取得党委对审判工作的指示。
在对敌斗争中，法院与公安、检察部门，既要密切协作，也要认真执行法制上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协作和制约都是为了统一对敌，既准又狠的打击敌人。除了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案情的发展需要逮捕人犯时，法院可以决定捕人外，人民法院决不能代替公安、检察机关逮捕人犯。对一切报批后未经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法院决不能当作“自诉”案件受理。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应当听取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以取得兄弟部门的监督。对于检察院起诉和公安部门移送的案件，如发现有问题也要及时提出，主动与他们商量解决；如果意见不能一致，就提请党委或上级法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