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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阶层贪污越轨行为的社会成因探析

王硕　郭春枝（助）


摘要：现代社会孕育着稳定与进步的同时，也滋生着动乱与某些后退的因素。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权利阶层的贪污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几乎每天的报纸、网络都有关于某某官员被双轨或涉嫌贪污受贿的负面报道，这种行为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公正与进步。因此，有效防止权力阶层的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在现阶段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关键字：越轨行为；权力阶层；贪污腐败


　　2008年7月9日，记者从广东司法界人士处得到证实，广东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因牵涉全国最大的烂尾楼之———中诚广场执行拍卖案已经被河北省一检察院批捕。随后不久又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涉嫌经济问题，于本月15日上午在北京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并已经得到了司法界人士的证实。
　　看到这些，不免让人心寒。作为司法权的掌陀人尚且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公权力、法律道德于不顾，那如何建立民众对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公正性又如何维护？法治建设又如何有效进行下去？为什么反腐倡廉进行了这多年，腐败行为却愈演愈烈？造成这种行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成因又是什么呢？本文拟通过运用越轨行为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成因，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一、 越轨理论简述

　　越轨行为又称为异常行为、违规行为、偏离行为。它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一切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根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可将越轨行为分为多种。首先，根据越轨行为主体的不同，越轨行为分为个体越轨行为与群体越轨行为。个体越轨行为是指单个社会成员所实施的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而群体越轨行为是指若干个社会成员结合起来所实施的越轨行为。其次，根据行为违反的社会性质的不同，分为违俗、违纪、违德以及违法越轨行为。前三种越轨行为由于是违反的风俗习惯、道德纪律，对社会的危害不大，故对该三种越轨行为大都采取舆论、行政的手段予以导向。而违法越轨行为由于违反的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故对此种越轨行为通过追究法律责任予以处罚。再者，根据越轨者越轨的心态不同，分为非遵从越轨与违规越轨。非遵从越轨是指有意违反自认为是错误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其心态是希望自己的违规行为引起社会的注意，其行为目的是力图改变他认为缺乏正当性的规范，并以一种更道德的行为规范代之，基于良知的公民的服从。而违规越轨是指违反自认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规则，其心态是设法掩盖事实，使其违法行为不被发现。 此外，根据越轨行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不同，分为免责越轨和有责越轨。对于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原因或障碍，某些社会成员不能遵守某些行为，故社会免除其社会责任及其后果。对于应具有能力遵守社会规范，但却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者应对其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最后，根据越轨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又可以划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越轨行为。
一个社会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定的秩序，主要原因是社会规范的存在，而越轨则是对这种社会规范的偏离和冲击，结果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进而危害了社会体系。即使如此，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越轨行为百害而无一利。如功能主义所主张的越轨行为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其反功能表现为降低了社会效率和整合性；其正功能表现为积极的越轨能促进、推动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变革。即使是某些消极的越轨，也能使原先模糊的社会规则明朗化，使社会价值获得再认识的机会。同时，越轨行为可以为社会团体起到预警的作用，使社会团体关注某个问题，进而设法解决某些问题，避免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位。因此，我们要全面认识越轨行为的功与过，利与弊。

二、 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越轨法社会学分析

　　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是一种危害深广的丑恶现象，其产生于个人对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政府官员运用人民群众授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它的存在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失范理论认为当人的行为、欲望缺乏有效的限制时，就会产生失范，即规范和价值相对脆弱的一种社会状况，它主要包含三个因素—— “文化规定的目标”、“达到目标的可行的方式”以及作出相应行动的集团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具备的资格。当这三要素之间发生急剧分裂时所带来的“文化结构的崩溃”就是失范的现象，在这种社会状况下，越轨就可能产生。墨登认为越轨行为是社会结构解体，社会系统不平衡的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极度紧张的产物，而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越轨行为是验证该理论合理的典型案例之一。下面笔者结合越轨理论剖析当前权力阶层贪污腐败的社会原因。
（一） 社会普遍文化规定的目标发生变革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是该阶段的基本特征，该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强调上下之间的依附性乃至某种依赖性、在传统的血缘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性政治体制。在这种文化目标下，做官无疑成了令人羡慕的成功者，因为从社会舆论宣传来看，只有达到社会目标的人才可以成为官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传统的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依附性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同时，传统的非功利化价值观也逐步向功利主义价值观念转变，社会普遍文化目标向物质转移，个人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标准，因为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财富的聚集和丧失的过程，获得竞争成功的人其战利品就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财富。所以，现阶段社会普遍的文化目标已由过去的权力向物质转移，文化目标发生了变革。
（二）达到文化目标的方式的变化
　　一般来说，政府官员的唯一经济来源是工资。1985年国家将登记工资制改为职务工资制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官员工资的多少，按照职务的高低来确定。同时，对于各种形式的补贴也严格按照职务级别的高低来划分。计划经济时期，官员的基本工资加上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及各种待遇等隐性收入在当时整个社会阶层处于较高水平，即权力阶层在物质层面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市民涌入了社会的上流阶层，而与之同处于上流阶层的政府官员，由于其收入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尽管我国财政收入的总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逐年提高，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这必然使得官员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停滞不前，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文化结构的崩溃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普遍倡导、崇尚非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上下依赖的伦理政治体制，使得权力结构成为当时社会活动的主线，人们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也成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而工资作为绝大多数就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人们的经济地位支配工资水平，使得权力阶层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能达到社会规定的文化目标，从而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工资不再是绝大多数就业者的唯一经济来源，市民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凭借自己的智慧劳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创业，物质财富日益积累增多。同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方文化观念的涌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功利主义价值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起来，社会文化目标向以财富为标识的方向转变。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人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一部分富有的市民被推到上流社会，但由于受传统“官本位”理念的影响，政府官员仍处在上层阶层，这就使同处于上流社会的市民阶层与权力阶层的物质标准形成强烈对比，权力阶层便处于上层阶层的中低收入者的尴尬夹缝中，社会文化结构难免不遭遇崩溃的命运。但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说社会文化目标的变革或者经济的发展是贪污腐败的根源，只是当这两者没有很好的衔接上才导致了权力阶层的越轨行为的发生。
（四） 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成本的低廉
　　失范理论认为当社会文化目标与手段不一致时，行为者会采取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且采取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社会所倡导的目标但拒绝制度化的手段，或者接受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社会倡导的目标，也有可能放弃社会倡导的目标与制度化的手段，而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方式生活在社会边缘之外，抑或主张一套新的制度和手段取而代之等多种方式。权力阶层在合法方式不能达到社会文化目标时，采取的是一种“创新”的方式。他们在接受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以财富为标识的社会文化目标的同时，拒绝采取制度化手段。当然，在当今中国，也缺少制度化手段成长的土壤。在综合权衡收益与成本的比例，非法途径的便捷和更大的可能性且承担更小的危险性之后，部分官员不惜铤而走险，以贪污受贿的越轨行为聚敛非法财富，以追求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故导致了权力阶层贪污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 对有效控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思考
　　贪污腐败是一种社会沉疴和传统痼疾。肃贪倡廉，控制腐败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从历史上看，当人类步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后，在统治阶级的成员中，贪污腐败行为成为政府官员的缠身病魔。每一次政权的崩溃，原因虽不尽相同，但无不与官吏的贪污腐化行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干系。每一次的反贪惩腐，又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政治上的清正廉明。然而，历代剥削阶级的命运总超脱不了令人生畏的周期律：善使者众，善终者寡。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我们仍面临着肃贪倡廉的政治任务。综合上文可以得出：贪污腐败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于实现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的丧失以及非法途径付出成本的相对低廉。于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途径思考如何有效控制权力阶层的贪污腐败越轨行为：
（一）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培养政府官员正确的价值观
　　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加强行政道德规范的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好人生观、苦乐观、荣辱观和价值观教育，使他们以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为荣；以玩忽职守，腐化堕落为耻。通过教育，使权力阶层真正领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真谛。从实际出发，勤政为民，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深入群众，遵纪守法，勤奋工作，坚持廉洁奉公，“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贪者，政之祸也，民之贱也”，要求官员深切认识到廉政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进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抛弃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二）建立实现社会文化目标的合法途径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我们在强调加强行政道德规范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政府官员的物质需要。官员也是社会的一般人，有着平常人的物质追求。同时，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特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物质需求高于一般民众。因此，有必要调整现阶段的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以及各种待遇，使权力阶层具有与其身份地位一致的收入水平。当然，由于我国官员的工资与国家财政收入挂钩，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是一蹰而就的事情，并且我国现阶段还存在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配置冗余的状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机构改革，精简人员，通过减“僧”的方法达到增“粥”的目的，从而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有效抑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
（三）加强行政监督，建立健全反腐的司法制度，发挥社会制裁功能，提高非法途径成本
　　目前，我国对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主要依靠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的监督。综合发挥系统内外的双重监督作用，加强对政府官员执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监督。同时，建立健全反腐败的司法制度，抓紧制定专门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及时预防、发现、侦破、查处各种腐败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制裁功能，一旦认定政府官员的行为属越轨行为，必须诉诸于外在的社会控制力量，使其受到应有的惩处，提高其非法途径的成本，使后来者、效仿者在越轨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抑制贪污腐败越轨行为的发生，达到规范权力阶层行为的目的。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世界性社会现象，古今中外都有腐败，哪里有腐败，哪里就有反腐败。要把反腐工作当作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来抓。肃清腐败，须从源头上解决，寻找当今腐败行为存在的社会原因，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反腐工作落到实处，廉政之风遍及全国。




参考文献：
1. 吴玉荣，陈大水.浅析腐败的成因及政府腐败的控制[J].社会科学研究，2000（4）：6.
2. 王玲玲.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价值观的重塑[J],学术探索，2000（2）：20.
3. 吕耀怀.越轨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姜小川 中央党校 教授




关键词: 沉默权/历史演变/利弊分析
内容提要: 沉默权制度作为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利弊及现今限制等问题予以了解，这对我国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的整体修改以及相关问题的废、改、立具有重要意义。


沉默权从一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发展演变为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人权准则，其对于保障人权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不容质疑。但是，后期一些国家，特别是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对沉默权制度所设定的不同程度的限制，又为其他国家采用和实施这一制度提供了反思和借鉴。我国正在酝酿对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总结和思考沉默权制度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历程，对于沉默权在立法中的肯定、否定抑或限制无疑十分必要。

一、沉默权制度的简要回顾

追溯历史，沉默权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消极沉默权阶段，即不得以被追诉者之沉默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论，其标志是英国17世纪的约翰·李尔本案件。第二阶段是积极沉默权阶段，即将被追诉者的沉默转化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的义务，其标志为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第三阶段是限制沉默权阶段，即对沉默权的行使做出适当限制，其标志是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

（一）沉默权制度在英国的起源

1．沉默权制度产生的背景。英国沉默权制度的产生是以破除教会法院和王室特别法院的纠问宣誓程序为前提的。英国于13世纪初由罗马教会取消了神明裁判的审判方式，教会法院开始实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其中吸收了类似于“神誓”的“依职权宣誓”程序，即被告在诉讼程序开始前进行宣誓，其在审判活动中如实回答所有可能的提问。“这样一种宣誓程序实际上使得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处于一种要么藐视法庭、要么作伪证、要么自证有罪的三难选择的境地”。[1]（P30）司法证明活动的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个人的人格尊严。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被告人本能地对这种宣誓程序进行反抗，并得到了广大英国人民的响应。同时世俗法院面对教会法院日益扩大的司法管辖权，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加入到反对“依职权宣誓”程序的队伍中。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教会法院的权威从此不复存在，存在教会法院中的“职权宣誓”程序也随着教会法院管辖权的丧失也消失。王室特别法院，作为辅助国王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有自己的一套纠问式诉讼程序，其中就包括了纠问誓言——强迫被告人当庭自证其罪誓言的运用。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活动中。这种纠问式诉讼程序与普通法院所形成的弹劾式诉讼发生了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议会和普通法院对王权的反抗斗争。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在王室特别法院进行纠问宣誓程序为由，为一名拒绝被迫宣誓者—托马斯·雷签发了人身保护令。王室特别法院的纠问宣誓受到冲击。戴尔的这种做法被后人归纳为“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的名言。而约翰·李尔本一案更是加速了这一纠问程序的灭亡。

李尔本案发生在查尔斯统治的1637年底。李尔本被指控运输煽动性书籍进英国，他对此予以否定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一系列讯问。不久，当星座法院强迫李尔本宣誓作证并如实回答所有问题时，遭到了李尔本的断然拒绝，他声称：“我完全理解，这一誓言与高等委员会的誓言完全一致，我知道这一誓言既违反神法也违反英格兰本地法；所以，尽管我也许会因为拒绝宣誓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我仍然敢于拒绝进行这样的宣誓”。[2]星座法院据此于1638年以藐视法庭罪对其收监关押，同时对其处以500英镑的罚金和施以公开执行的鞭刑，而对于先前指控的李尔本输入煽动性书籍的罪名则未予判决。1638年4月18日，李尔本在从弗里特监狱到皮洛里的街道上公开受刑。据李尔本自己事后回忆，这次被鞭打了200余下，而据公开执行鞭打现场目击者统计，实际鞭打至少500下。[3]议会和清教徒利用李尔本的特别案例作为契机向国王发难，要求取消纠问宣誓制度。1640年，议会掌权后，李尔本就提出释放请求。下院裁决：“星座法院加在李尔本头上的判决违法并侵犯了臣民的自由；这个判决是血腥的、邪恶的、残忍的、野蛮的和专横的”[4]，对李尔本以及如他一样遭受不正义的人给予救济。1641年2月，上院提出如下建议：被告人有权得到告发书副本；“依职权宣誓”程序必须取消；国王的任何臣民都不得在任何教会法院中被要求宣誓起诉自己，除非这一誓言是他自己做出的。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们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1641年7月5日，国王迫于压力签署了废除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的法案。随着纠问宣誓程序的取消，沉默权制度越来越受到英国人的关注。

2．沉默权制度的正式确立。沉默权制度在英国法律上的真正确立要归结到英国普通法院审理的一起著名的案件——“詹姆斯二世诉七个主教案”。詹姆斯二世期间，国王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詹姆斯对新教徒的迫害招致社会对其广泛而激烈的反对，并引发了英国1688年底至1689年初著名的“光荣革命”和“伟大的妥协”。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命令教士在礼拜堂内宣读信教自由令，国教教士拒绝执行，并且得到主教的支持。詹姆斯恼羞成怒，以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的法律的命令为由，对七个主教提起诉讼。在预审程序中，七个主教声称他们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大主教圣克罗夫特（Archbishop Bancroft）说：“我有权合法地拒绝发表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言论。”[5]尽管七个主教遭到逮捕，但是，陪审团最后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沉默权制度以判例法的形式在英国正式确立。

但是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一项法律理念的实际操作需要有一套系统的法律制度相辅佐。而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进行完善的。虽然沉默权在17世纪的英国已被提出，但真正的确立要到18世纪，此时律师能够自由地广泛介入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沉默权制度在英国的正式确立要归因于以下三个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的确立。一是律师广泛介入刑事诉讼制度的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权的前提是存在另一个人替代他说话，因此只有同意律师广泛介入刑事诉讼制度，才能有效实现沉默权的行使。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获得以辩方证人身份宣誓作证的资格。沉默权实质上是强调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说话的权利。沉默权制度在英国出现早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作证的资格，他可以选择沉默，当他放弃沉默的时候，他所做的陈述不被法官视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只有赋予刑事追诉人证人的资格，沉默权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实际价值的选择权。三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是沉默权原则的前提，而沉默权原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实现。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被视为无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落在了控诉一方的肩上，那么被告人行使沉默权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二）沉默权制度在美国的鼎盛

沉默权制度虽然产生于英国，但其的发展却主要在美国，并在美国达到鼎盛时期，其标志是“米兰达规则”的确立。

美国，基于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再加上反对封建王权的传统和强烈的个人保护意识，在其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后，继承并大大推动了代表人权的沉默权制度。美国人认为“个人价值是绝对的，国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代表国家的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每个个人服务。每个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单位或完整的社会机器，而不是国家或社会这个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美国人决不会认同为了国家或民族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价值，恰恰相反，只有将个体生命和个人幸福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家，人民才会去捍卫它。老百姓的个人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和社会的基本价值，……”[6]（P2）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理念，沉默权制度在美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并第一个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公民的沉默权。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以《权利法案》的名义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1868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一步规定：禁止执法人员“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为沉默权的实现提供了程序保障。

“米兰达规则”的确立被认为是沉默权制度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米兰达案发生在1963年3月3日，被害人指控，当天夜里，其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男子塞进车内进行了强暴，约十分钟后将其释放。根据被害人的描述和辨认，警方逮捕了米兰达，米兰达供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并在供认书上签字。这份供认书和米兰达招供的情况在审判中被用作证据，米兰达被判犯有抢劫罪和强奸罪。案件宣判之后，米兰达以警察的讯问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为由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此案的再审做出了判决，支持了被告的上诉，认为虽然被告没有受到身体上的强迫，但“警察局的关押环境和复杂的讯问手段就构成了警察迫使许多嫌疑人讲话的不可否认的力量”[7]P166，这种场合下所作的供述不足为证。由此，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应运而生，它要求警察在将犯罪嫌疑人拘捕后进行讯问前，必须告知其：“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否则你的陈述将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与先前已有沉默权的规定相比，“米兰达规则”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将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这一默示沉默权升格为明示沉默权；二是将被告人的沉默权从原先的审判阶段引入到了警察审讯阶段。根据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米兰达规则”具体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层面：第一，讯问前必须告知嫌疑人或被告人这一规则；第二，放弃沉默必须是明知的、理智的、自愿的原则；第三，一旦嫌疑人表示行使这一权利，讯问即予以停止，直至其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或者其律师到场；第四，讯问前或讯问时获得律师帮助和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第五，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证据应该予以排除。“米兰达规则”的确立，使沉默权制度发挥到了极致。美国法院维护该规则的态度非常坚定，不仅警方违反该规则的口供不能在审判中作为证据，就连警方根据该口供获得的其他物证也一律不能采用。

（三）沉默权制度的散播

凭借英国、美国以及英美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沉默权制度在其产生和确立之后逐渐被众多西方国家所采纳。二战以后更是上升为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

1898年的英国《刑事证据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被告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的沉默权。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在部门法中对沉默权予以了肯定。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198条第2款和291条第2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都对沉默权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将沉默权上升为宪法原则，这除了最具代表性的美国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在针对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不被强迫作证。日本宪法第38条第1项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因强迫、拷问或胁迫之招认，不得作为证据。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第20条也有相似的规定。不仅如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已成为国际人权公约的重要条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公约有两个：一个是1953年的《欧洲人权公约》，它是响应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而制定的第一个国际性的人权公约。该公约第6条规定：“在决定其市民权利与义务或者对其提出刑事指控时，每个人都有权在合理的期限内由依法设立的独立、中立的法庭进行公正、公开的审判……每个受到犯罪指控的人，在依法被证明有罪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欧洲人权法院解释这一条款时认为，沉默权包含在无罪推定原则和公正审判的权利之中。1996年，欧洲人权法院在“默莱诉联合国王”一案的判决中指出：尽管在《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毫无疑问，在警察讯问时保持沉默以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普遍公认的国际标准，它们在第6条的公正程序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8]另一个是1966年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第g条明确规定，任何受刑事指控的人，都平等地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者供认罪行”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享有沉默权。此外，1985年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就宣告：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公平合理审判”所应包括的基本保障之一。有些地区性的公约也对此有所反映，如1969年的《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2款第7项即规定“不得被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被迫服罪”。

二、沉默权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沉默权制度的优势

1．保障人权、尊重人格尊严是沉默权制度的本质优点。

首先，对于沉默权所蕴含的人权保障理念，即使是对沉默权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的予以承认。应当说，这是沉默权合理化内涵的基础，从人权保障理念的角度，可以充分透视出沉默权制度的伦理正当性——对人性和人伦的尊重。趋利弊害是人的本性，自我保护是人的本能，所以，从道义和伦理上讲，一般人都不愿意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不愿意揭自己的“伤疤”，更不愿意证明自己构成犯罪。因此，容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可以沉默，这是符合其愿望和人性的。

其次，沉默权是对刑事被追诉者人格尊严的保障。应当说，每个人都享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不被他人当作御用的工具。黑格尔认为，理性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法律是设计并用以加强和保障这种尊重的主要手段之一，“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9]（P46）可以说，沉默权正是源于对人的尊严。故而，在“人性”和“人格尊严”的高度，沉默权往往被学者们视为是一项人类的“自然权利”，它不是基于法律的授权所产生的，而是基于人的诞生而自然拥有的。自然权利是不应被剥夺的。“法律应实践出这个人文理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什么，不分种族，肤色……和其他特点。一个人应受到尊重，不为什么，只因为他是一个人，有独特的历史，性别和机构，以保障每个人的利益，防止它受到政府或他人的侵犯，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过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10]（P620）在纠问式诉讼程序实施的年代，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客体，只是一件发现事实真相的工具，没有任何诉讼权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品经济的主体，在追求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同时，逐渐意识到司法自由的重要性，表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就是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有自由决定采取如何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也渐渐确立了其诉讼主体地位。而沉默权的价值核心就在于其彰显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主体性原则。现代的主体性强调个体要最大限度地自主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价值，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沉默权制度的本质不是赋予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不说话的权利，而是赋予其在自由意志支配下说话的权利，不受任何外在的压迫。其不仅强调不得对被追诉方课以协助诉追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而且还赋予了被追诉方与控诉方抗衡的手段，以实现平等与公平，充分体现了对“人”本身的重视，体现了对人主体性的尊重，对被追诉者人格的尊重。

2．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从程序上平衡控辩双方诉权，优化诉讼结构。